大家好，关于产权交易平台转型路很多朋友都还不太明白，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关于产权交易市场有什么历史性发展机遇的知识，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

本文目录

1. 两会代表建言汽车产业:消费要保障,转型得跟上
2. 国企市场化转型的分析
3. 产权交易市场有什么历史性发展机遇

一、两会代表建言汽车产业:消费要保障,转型得跟上

因新冠疫情影响而延期的2020年全国两会，终于在5月21日开幕。

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支柱型产业，汽车与交通出行产业向来是两会的热点议题。今年的车市行情更加真实地反映出，汽车产业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档口。

对此，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汽车作为关键词再次出现。“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应用，建设充电桩，推广新能源汽车，激发新消费需求、助力产业升级”，为今年的政策定调。

简单而言，今年的汽车产业顶层政策就是以促消费惠民生，调结构增后劲为主要导向。惠民生、促消费着眼当下，为的是保住产业基本盘；调结构、增后劲则放眼未来，关注智能化、电气化等汽车四化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新能源汽车再次成为政策重点，并且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相提并论。

报告中新的表述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近十年来备受政策“呵护”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即将迈向戒除“政策补贴瘾”的新阶段，而且在研发、制造、销售等前端环节基本布局完成后，政策也在持续下沉到后端服务、二手车回收环节。

由此可见，在政策刺激需求与新车供给改善的情况下，新能源汽车仍是最具成长性的细分领域。

但是，在整体车市下滑、政策支持后移的趋势下，作为新能源汽车产业主体的车企，必然需要快速形成“造血能力”，并跳脱出传统汽车产品的概念，横向借助新型基础建设的力量，与互联网等产业形成双向互动，激发用户对于智慧出行、智能化等领域的新需求，从而完成销售体量和技术产业的升级。

面对新形势和新挑战，今年两会代表所提交的关于新能源汽车、出行产业的议案、提案格外受公众关注。我们梳理了诸多企业家代表的建议，从中总结出各自的要点，详列如下。

今年4月，国内汽车销量刚刚止住了连跌势头，同比增长4.4%。汽车行业的两会代表们，最操心的无疑是如何稳住汽车消费。疫情带来的影响，让两会代表们有更大的压力与更充足的动力，去讨论改革的无人区。

全国人大代表、第18次走进两会的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瞄准了后疫情时代复工复产逐步完成，消费亟待释放的症结，与全国人大代表、长城汽车总裁王凤英联名提交了《将车辆购置税由中央税改为中央地方共享税》的建议。

他们呼吁，将车辆购置税由中央税改为中央地方共享税，共享比例为50:50，并将调整后的车辆购置税地方财政收入，以适当比例用于汽车企业新技术研发以及促进汽车消费。

“这些年，宏观经济环境、汽车产业本身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车辆购置税应与时俱进，适时调整，发挥车辆购置税在组织财政收入和经济调节两方面的作用。”他们认为，增加地方财税收入可以激发地方提振汽车消费的积极性。

而在《将汽车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至销售环节并实现中央与地方共享》的建议中，李书福提出，将汽车消费税征收环节由目前的生产环节后移至销售环节，并建议中央与地方“五五共享”。

浙商证券有报告显示，疫情后地方消费刺激政策对于销量的刺激立竿见影，部分率先实施补贴政策的地区，如湖南、吉林、北京、江苏等地4月销量情况明显改善。

此外，税收改革除了可以刺激地方的汽车销售，还将刺激地方对城市道路、停车场、充电桩、车路协同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从而反哺汽车产业的“新基建”、智慧交通和智慧城市的建设。

除了在税收改革上积极建言，车企代表们为了促进汽车消费可谓是思维活络。

全国人大代表、上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虹就在《关于阶段性放宽职工住房公积金提取限制促进消费的建议》中提出，可以适当放宽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允许提取公积金用于购车。

全国人大代表、小康股份董事长张兴海认为，促进汽车消费政策优惠还需加力，他建议，对于排量小于等于1.5升的小汽车，可以减免购置税，同时减免贷款购车利息。

全国政协委员、广汽集团董事长曾庆洪则给出了建议大总结：“推动落实各项政策措施，减轻汽车消费总体税负，降低购车成本；改善汽车消费环境，拓展消费渠道，加大汽车下乡支持力度，刺激消费；大力发展二手车交易市场，积极解决‘停车难’、‘充电难’问题。”

如果说，促进汽车消费的提案是为汽车行业图眼下；那么，关注新能源汽车产业升级的提案，就是在为行业谋未来。

2020年4月，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下滑虽然所有收窄，但是整体市场下滑的趋势，很大概率不会就此止住。加之特斯拉、大众、丰田等外资电动汽车，开始大举进入国内市场，这就意味着新能源产业的升级，不仅需要产业技术的突破，还需要产业链内部的优化整合和升级。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2019年6月中国汽车保值率报告》显示，三年车龄的纯电动新能源汽车平均保值率为34.2%，大大低于传统燃油车。这是因为，与传统燃油车不同，三电系统的采购成本已经占到了纯电动车整车成本的3-4成，这些部件残值的下降，直接影响着二手车的残值率。

针对这一情况，在《以产融结合新模式推进新能源汽车产业行稳致远》提案中，全国政协委员、北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和谊有如下建议：

建立城市由政府引导资金为主、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资本为辅的专项电池产业引导基金，促进充电模式、换电模式的发展；

引导基金采取PPP等创新模式进行管理电池资产，将政府现有补贴资金纳入引导资金；

由引导基金为主，创建动力电池资产管理运营平台，负责全生命周期电池资产产权管理和价值运营业务，包括车端使用、梯次利用和回收再循环；

引导基金与电网、化工领域合作，建立回收循环产业链。

简单而言，在前端制造、销售环节之后，新能源产业链需要疏解高成本电池环节，以回收循环利用的方式，减少当下电池成本这一短板，对于新能源产业前端采购、后端服务的限制。

与此同时，全国人大代表，奇瑞汽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尹同跃也表示，当前，新能源汽车约三年就有非常大的技术突破，实际行驶寿命15万公里就面临着淘汰与报废，而其基础核心零部件系统(电驱动、电机、电池、铝基车骨架等)仍具有很高的重复再使用价值。

为此，尹同跃建议，国家推动新能源汽车基础高价值零部件，延长在役寿命工程，将再制造归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出台政策允许整车制造企业回收低续航新能源汽车，升级改造后视同新车销售。他还建议允许回收铝合金及复合材料车身以及电池、电机、电控等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纳入再制造再回收体系。

全国人大代表、江淮汽车重型商用车公司副总经理周福庚也表示，建议由政府牵头指导，行业协会与企业合作参与，加快建立新能源二手车鉴定评估的体系化建设，包括评估场地、人员、设备的要求，评估作业流程和评估定价方法等方面。

他表示，通过建立规范的二手车回收体系，一方面能够促进新车消费，另一方面也能够与电池回收利用有机结合起来，避免由电池回收不畅造成的环境污染。

此外，全国人大代表、长城汽车总裁王凤英另辟蹊径，提出鼓励小型电动车发展，建议确定小型电动车产品标准，制定相应的补贴、优惠政策，并将电池梯度利用体系与小型电动车发展结合起来。

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升级的议题广受关注之时，智能汽车的议题与新基建、智慧城市等概念绑定，同样获得了重视。一些传统车企，对智能汽车的构想反而走在前列。

比如，全国人大代表、上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虹提出了《关于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加快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的建议》、《关于提高城市交通管理水平逐步开放城市限购限行的建议》两大议案。

陈虹建议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加快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发展，在部分管制区域、部分限定路段试点法律法规突破，满足智能网联汽车上路测试需要。

比如，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如长三角），选择整体环境较好的区域（如上海临港东海大桥、嘉定汽车城），建设高度自动驾驶（L3级别以上）先行示范区，并协调国家有关部门，在示范区内试点突破法律法规限制，允许高度自动驾驶车辆上高速、高架道路进行测试及示范应用，在特定区域率先试点无安全员的自动驾驶载人、载货商业化应用。

另一方面，陈虹建议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加快推动智能汽车产业“新基建”。

他表示，依托国家2020年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宽带网络和5G领域），支持有条件的地区从5G新型基础设施、智能网联汽车、智慧交通系统等方面入手，加快构建智能汽车基础设施体系，加快培育相关的创新链和产业链。

陈虹认为，智能汽车与智慧城市的体系配合，可以提高城市交通管理水平，为逐步放开城市限购限行提供支持。具体实现路径是：

首先，做好城市交通基础信息的数字化积累。在新基建的推动下，特别是5G及大数据中心建设会大幅提速，将互联网路况数据与交通管理数据融合，就能实现对人、车、路、交通设施、交通状况的透彻感知。这将加速以大数据、智慧交通管理的方式代替简单的限行。

其次，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对城市停车进行动态疏导和定价调节管理；同时增加小区立体停车库改造，构建共享平台化解停车难。

无独有偶，全国政协委员、北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和谊此次针对智慧交通和城市，也提出了《以汽车为新型基础设施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的建议。在该提案中，徐和谊表示，鉴于城市治理的需求和汽车产业的全新发展，人工智能、汽车、城市发展可融合在一起，打造智慧城市。

而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中，汽车将成为智慧交通网的终端平台、电力互联网的储能平台、智慧生活的连接平台、动态物理空间的赋能平台，而前提是加大对新型汽车产业的支持、联合高科技企业及车企共建、引导的同时监管共享汽车发展、引导跨产业合作。

今年两会，值得关注的汽车行业相关提议，除了行业内两会代表的积极献言，跨界而来的互联网巨头的声音也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计划提交七份书面建议，涉及产业互联网、乡村振兴、金融科技、医疗服务与医生获得感、中小微企业发展、区域发展、生态环保等问题。

马化腾认为，智慧交通与出行是产业互联网发力的重要领域，也是新旧基建的融合发力点。

他建议积极推进示范项目落地，不断完善技术和行业标准体系，大力推广无感支付、乘车码等便民服务，加快智能路网、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等交通智能化建设步伐。

事实上，“小马哥”一直都在为腾讯乘车码站台。截止目前，合肥、长沙等城市都与腾讯达成了相关的合作。而在自动驾驶方面，腾讯以游戏引擎提升了仿真系统真实性，在2018年推出了自动驾驶虚拟仿真系统TAD Sim。

近两年，长安、福特、风神、广汽等车企也与腾讯达成了智能网联方面的合作，搭载了以微信为核心打造的车机系统。

与百度“All in AI”的方式不同，腾讯与汽车行业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但是在深度的技术研发与协作方面，腾讯始终保持着“神秘的面纱”。或许正如张小龙在沉寂中推出微信一样，腾讯在汽车网联化、自动化方面也正在“厚积薄发”。

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百度董事长李彦宏提交了四份提案，涉及新基建、智能交通、支持继续教育以及个人信息保护。

对于新基建，李彦宏提出构建人工智能新型基础设施，勾画智能经济发展蓝图。而在智能交通方面，他提出加快智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助力交通强国战略的提案。

李彦宏建议，国家应加强政策引导，鼓励各地政府加大探索和投入，一方面加强探索城市智能交通运营商模式，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先行先试，另一方面则要加快交通路网车路协同智能化改造。除此之外，还要建设全国性的新一代智能交通治理平台，加快形成安全可靠的现代化交通治理体系。

自2017年无人车首秀违章之后，李彦宏一直在推广自动驾驶的道路上乐此不疲。

从推出Apollo自动驾驶平台，到与一汽红旗联合研发的“红旗EV”Robotaxi车队，在长沙部分已开放测试路段开始试运营，百度一直在“All in AI”的整体战略下，对自动驾驶做出最为深入的尝试和运营。

此外，李彦宏在今年进一步着眼于未来车路协同、智慧城市、智能交通等新基础设施建设的层面，这也与华人运通等造车新势力的想法不谋而合。

对于百度而言，这也是在自动驾驶车机端基础发展完成后，对于未来最终实现自动驾驶的前瞻考量。

本文来源于汽车之家车家号作者，不代表汽车之家的观点立场。

二、国企市场化转型的分析

国企市场化转型。其实正是目前中国经济的主弦律。为此我为大家整理了国企市场化转型的分析，欢迎参阅。

俗话说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可能大概率是指数与经济的关系。我个人认为，股市似乎更像是企业行业的晴雨表。虽然近期市场呈现一定程度的调整，但这不会影响我个人结构性做多的热情。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总量和结构上。有些行业已经过剩，有些行业则开始萌芽，还有些正欣欣向荣。与此同时，企业的所有制形式也开始多元化起来。不少行业，不少国企，虽然上市但机制并没有同步跟上，它们的市场化其实就是回归公众公司本质的路线。从上述两方面出发，我个人提出：眼前以及继续演绎的行情主旋律极可能是：产业升级转型和国企(行业)市场化。

老龄化浪潮与时俱进;互联网正深刻改变你我生活并重塑社会经济商业形态，信息化大数据云计算正向我们大步走来;过高的成本和效率低下的物流行业正随着网购的蓬勃发展以及快速的基础建设而迎来它历史性发展机遇。。。这些都是值得每个投资者认真思考并积极面对的新机会。

今年以来军工的崛起，被很多人认为是炒作，其实它们没有理解军工这个长期靠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推动的行业开始试行市场化发展的时代背景(当然，任何时候都有浑水摸鱼的情况出现)。市场化才是军工股崛起的深刻原因。行笔至此，我想起这几年国家大力投资的铁路。铁老大，又一个计划经济的堡垒，也必然会开启它市场化的历程--唯一不同的是方式和时间的问题。和军工一样，它们不仅需要巨额投资也需要更有效率的运行，市场化不仅能部分解决资金问题，更能提高效率。

产业升级转型和国企市场化，其实正是目前中国经济的主弦律。我想，市场会不断反映这个时代背景，置身股市的每个人，也没有道理漠视它们。

我国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发展不平衡

市场体系的完善是一国市场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市场的发育还很不平衡，其中要素市场的成长远远滞后于产品市场的成长(见表1)，并且我国要素市场发展滞后于产品市场发展的程度还比较大。为什么我国要素市场化程度比较低?这固然有要素市场发育的难度比产品市场发育的难度要大，前者比后者需要的制度环境更严格等方面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我国要素市场的产权及其相关制度安排不利于要素市场的发展。

从我国金融业的市场化来看，全国2000年是4.07，2002年是4.29(樊纲、王小鲁，2004)。金融市场市场化程度低的主要原因为，一是我国的银行还主要是四大国有银行“一统天下”，金融领域还是一个垄断的市场结构，缺乏竞争。哈佛大学经济学家Shleifer及其合作者利用92个国家在1970—1995年的银行与宏观经济的数据研究发现，一个国家银行国有化的程度越深，该国家金融与经济的发展速度就越慢;同时这种负相关关系在发展中国家体现得更加显著。在另外一项研究中，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Levin及其合作者进一步发现国有银行程度深的国家往往有更高的存贷利差、相对较弱的私营金融机构和证券市场。他们的结论是，国有银行的存在减弱了金融体系中的竞争性。一个缺乏竞争性的金融体系自然约束了大众与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宋敏，2002)。据分析，我国金融业的竞争程度2002年只有5.12(樊纲、王小鲁，2004)。二是我国的银行还没有对民间资本放开，对民间资本进入资本市场还存在诸多限制。三是金融和资本市场管制过多，导致大量的租金及寻租行为。据香港学者刘俏、白重恩和宋敏研究，他们估算出中国上市公司的壳价值达8000亿元之巨(刘俏，2002)。我国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2002年只有3.18(樊纲、王小鲁，2004)。

我国土地市场的市场化程度低主要表现为，第一，我国土地还主要是由国家所有和控制的一个要素，土地的交易、转让的市场调节比重很低。如国土资源部的一个分析表明，由于目前国有土地资产机制不完善，通过市场配置比例不高、划拨土地大量非法入市和随意减免地价挤占国有土地收益等原因，我国每年国有土地收益流失近100亿元。我国目前国有土地资产总量在25万亿元左右，约是其他国有资产的3倍。第二，大量农村土地的市场远没有建立起来，大大地制约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我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已经进入了“制度平台”，它解决了中国农民的温饱问题，但是解决不了中国农民致富问题，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必须改革我国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和土地政策。现在我国按人(或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运行的结果是，大家饿不死，但是也难以富起来;农民想进城，但是又“舍”不得家里的承包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固化”了现有农村的格局，既不利于我国农村发展规模经济，不利于我国农业制度的创新(如家庭农场等)，也不利于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第三，城市房地产市场由于土地产权制度的不健全等方面的原因，其发展也大大地受到了影响。

我国劳动力市场这些年有了比较大的进步，但是劳动力的流动还受到了诸多的限制。我们可以从劳动力流动性的情况看到我国劳动力市场化的程度还比较低(见表2)。据统计，美国每年跨州搬家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5%，劳动力迁徙是很常见的。美国的每个家庭或居民都可以权衡权衡这个地方的税负重不重，公共产品提供得怎么样。但在我国繁琐的户籍制度增大了劳动力流动的成本。我国劳动力流动主要是农民进城打工以及大学生的分配引起的劳动力流动。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则，在劳动力市场上是不存在工种上的限制的，但在我国一些行业(如电力、邮电、铁路等)是禁止农民工进入的，或者存在进入上的障碍;从地区上来看，一些地区为了解决城市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在不少行业(过去有的是城市职工不愿进入的行业)强行清退农民工。这种工种上的行业和地区上的限制，从表面上看保护了城市职工的利益，但是从深层次上来看，是不利于这些行业和地区的发展的。我国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人为的分割以及对于人员流动的限制是导致我国劳动力市场市场化程度低的重要原因。

从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政府管制来看，产品市场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目标的确定以及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除了少数产品以外，大多数产品已经放开。但是在要素市场上政府的管制还比较多。在要素市场上，政府的管制是多方面的，有的表现为国家的垄断经营，有的表现为规章制度方面的限制;有的表现为要素定价的限制;有的表现为地方政府“土政策”的限制等等。

我国要素市场的发展远远地滞后于商品市场的发展，其深层次原因是要素市场的产权及其制度安排不利于要素市场的发展。第一，我国要素市场的所有制结构还是一个以国家控制为主的所有制结构。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至少有三项制度对人类进步和文明社会来讲是具有根本性的：保障产权、通过自愿的契约性协议自由转让产权、信守诺言(柯武刚、史漫飞，2000)。其实，这三项制度也是发展要素市场的基础制度。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已发生较大的变化，由于历史及体制等方面的原因，我国要素市场的所有制结构并不是清晰的，国家在要素市场的运作中还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第二，从各种要素市场的情况来看，我国金融领域还是一个垄断的市场结构，缺乏竞争，民间资本难以进入，这种所有制结构既不利于有效率的金融市场的形成，也不利于降低金融风险。土地市场的主要问题是土地产权的可转让性差和稳定性差。与商品市场相比，要素市场的复杂性对产权的要求要高得多。根据科斯的分析，产权明晰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产权对于投资及资源的有效利用极为重要。如农场中垂直一体化的服装生产方式与现代服装工业不同。在前一方式下，农场主养羊、纺毛并缝制衣服供家庭穿着。在后一种方式下，许多不同厂商投入大量沉淀资本以购买生产不同纺织品与染料的设备，以及进行布料测算、剪裁和缝制的机器。投资于现代纺织品工业的投资者对契约的可执行性和投资所购买的资产的产权之确定性更为敏感。

法国历史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把市场分为上层和下层，在他看来，市场经济包含了许多层次的市场组织。在市场经济的底层是纯粹的、面对面的即时买卖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种交易随处可见，属于市场经济的基本内容。但布罗代尔发现，商品经济市场交易还有上面的层次。上层的首要特点在于交易双方互相并不见面，中间成为一个专业的、独立的部门，商人分化出来了。奥尔森也有类似的分类，他把市场类型分为两种，在发展中国家，他认为看到更多的是现货交易，是依靠交易者的自我实施完成的，如在印度加尔各答街头的商品买卖，奥尔森把这种市场中的交易称为“自我实施型”的或在现场进行的交易;而在发达国家，典型的市场是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保险市场、期货市场与外汇市场等复杂类型的市场，奥尔森认为这类市场中的交易属于“非自我实施型的互利性交易”(或者叫社会规划型市场)。这类交易不是现场进行的，而是依靠契约的实施来完成的，他把这类市场称为产权密集型或契约密集型市场(奥尔森，2005:145)。

我国在市场下层组织的建设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不少方面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在上层组织上还是刚刚起步。从下层组织到上层组织的转变有一“体制的跨越性障碍”，市场上层组织的构造也是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一个“坎”。在某种意义上讲，目前我国市场化改革正在从下层向上层转变，如我国的期货交易、股票交易、期权交易、合约交易等都可看作我国上层组织的发展。下层组织是一种直接约束，而上层组织是一种间接约束。上层组织建立所需要的条件要比下层组织建立所需要的条件复杂得多，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具备培育上层组织所需要的条件。

我国市场上层组织发展缓慢的表现为，第一，我国市场上层组织发展的规模较小，增长速度缓慢。目前，我国国债规模占GDP的20%，公司债占GDP的5%，比成熟市场经济差得很远。我国其他市场的上层组织，如期货市场、股票市场及保险市场，其发展规模与我国GDP及经济总量的增长是不相适应的。第二，我国市场上层组织从形式上看似乎轰轰烈烈，但缺乏实质性的内容，与下层市场的发展是脱节的，对市场下层组织的发展缺乏推动作用。数据显示，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指数和GDP的增长之间要么没关系，要么负相关;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公司的H股指数和中国的GDP增长之间显著正相关。同样都是中国公司，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呢?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是厂商和消费者做选择的重要依据，股票的价格反映的是企业的价值;只有价格信号能够准确地反映商品的价值和产品需求的情况时，才能够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我们资本市场上的价格信号是不准确的，因此导致大量的资源流进了效率低下的A股公司(许小年，2005)。第三，由于我国市场上层组织的发展基本上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的，政府干预太多，寻租与腐败较为严重，如内部交易，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受到损害;上层组织的发展信用度较低，不仅不能降低市场的风险，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市场的风险等。上层市场组织的形成是现代市场经济最具典型特征的制度安排，它的形成与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安排、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社会信任度及法治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同时，上层交易活动一般局限在上层组织的核心层内，隐蔽性极强，因此，监督异常艰难，即使是在监督技术相当发达的西方国家，也难以防范上层组织交易带来的风险。第四，我国下层市场组织与上层市场组织之间不是一种互动关系，这两个层次的市场还存在诸多矛盾。我国上层市场组织与下层市场组织的非协调发展是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上层市场组织的功能主要表现为，市场上层组织与市场下层组织是互补的关系，下层组织的大小决定着上层组织的规模及其大小，但是，市场上层组织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且反过来可以影响市场下层组织的规模。市场经济是一种不确定性经济，市场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可以通过市场上层组织来缓解，市场上层组织具有稳定性功能和再分配功能，也就是转移风险的功能。下层组织是一种现期交易，而上层组织是一种远期交易，市场上层组织还解决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时间难题和跨际交易问题，具有前瞻性功能。

为什么我国市场化进程中的市场上层组织的发展较缓慢?其根源有，法治化程度还比较低，过低的法治化程度还难以支撑我国上层市场组织的发展。

首先，市场上层组织是建立在法治化社会基础之上的。市场上层组织的建立与法治化社会的建立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为什么市场上层组织的建立需要法治化社会来支撑?法治可衡量私有财产保护的程度。也只有在法治化社会里才能限制国家的权力。法治化社会也是限制国家对上层市场组织干扰的制度保障。为什么上层组织在发展中国家难以形成?上层组织的发展存在一个“诺思悖论”的问题，即没有国家不行，有国家又有麻烦。能否突破“诺思悖论”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市场上层组织的关键。过多的国家干预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市场上层组织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在市场上层组织发展过程中，那些上层组织的参与者往往会利用国家来谋取巨额利润。政府能不能既推进市场上层组织的发展，又能从巨大的“诱惑”中走出来，是发展市场上层组织的关键。但是，上层市场组织的一些特殊性又成为国家干预的理由。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上层市场组织难以有效运行?其主要原因是缺乏一个法治化社会的支撑。上层市场组织的存在往往产生极其严重的负面效应，像南美、菲律宾等国家，上层市场组织与官府勾结，权钱交易，不但损害下层市场组织的利益，而且并没有带来社会生产规模的扩大、交易效率的提高，仅仅是转移了国民收入的分配，造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上层市场组织的运作实际上是以权力(包括产权)的运作为基础的。奥尔森认为这类市场是依靠契约的实施来完成的，他把这类市场称为产权密集型或契约密集型市场。没有法治化社会的支撑，这类市场是不可能存在的。

其次，上层市场组织的风险与不确定性要远远高于下层市场组织。有效的法律制度对于其他制度的实施提供了一种稳定的预期，在这种预期中，人们会预计到谁违约了，谁违规了，谁最终就会受到更严厉的处罚。许多制度的最终实施机制是在法律领域(如各种合同)，但是更多的实施过程是在交易双方之间。许多合同的实施并没有经过法律，而是私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制度与所有的正式制度是一种互补关系。正式制度的有效性取决于法律制度的有效性。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不是没有制度，而是缺乏进入法治化社会的机会。市场上层组织中的交易是建立在社会网络、信任、合同甚至虚拟数字基础之上的，没有法治化社会的制度环境，市场上层组织是不可能存在和发展的。有关数据表明，因法律服务的介入，市场交易出现纠纷的比率下降约70%。余下的30%，则因交易双方律师的斡旋再化解20%，剩余的10%才通过诉讼程序解决问题①。

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法治与金融市场的发展关系密切。如Llsv(1998)研究显示，普通法国家的债权人权利往往比法国法国家多。不仅如此，Llsv(1997)和莱文(1998)还发现，债权人权利与金融中介的发展水平正相关。Llsv(1998)发现法国成文法国家的股东权利水平相对较低。Llsv(1997)和莱文(2003)还进一步发现与较低的股东权利水平相关的是较不发达的证券市场。不仅如此，Llsv(2003)还发现，那些强化信息披露的法律，以及通过严格责任促进私人执行的法律往往会促进市场的发展。此外，Llsv(2003)还指出，法国法系国家的归责往往较宽松，对信息披露的要求也较低，这就使得法国法系国家的法律和监管环境不能像普通法国家那样有效地促进私人契约的执行(贝克，2006：114)。

三、产权交易市场有什么历史性发展机遇

作为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产权交易资本市场在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促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推动国有企业“三去一降一补”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行业未来发展基础的不断夯实，产权交易资本市场具备的产权流转和融资服务两大功能将逐步放大，产权交易资本市场的独特优势也将进一

11月14日，中国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机构协会（以下简称“中国产权协会”）三届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据中国产权协会统计，2012年

至2016年，产权交易资本市场交易的产股权、实物资产、诉讼资产、金融资产、企业融资服务等12类产权交易（含非国有）项目累计成交额18.09万亿

元。其中，2016年产权交易行业实现交易额7.92万亿元，成交宗数132.95万宗，与2015年度相比增幅分别为110%和58.27%。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将产权交易资本市场定位于我国的资本市场，支持国有企业通过产权交易平台以市场公允价

格处置企业资产，实现国有资本形态转换。2016年7月份，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联合发布《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其中明确国有企业的产权转

让、企业增资及资产转让必须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交易。这表明，产权交易资本市场的业务边界进一步拓宽，转型升级任务繁重，产权交易资本市场迎

“过去5年，国有企业改革成为产权交易资本市场发展的主要引擎。”中国产权协会党委书记、秘书长夏忠仁表示，产权交易资本市场在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促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推动国有企业“三去一降一补”方面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据国务院国资委企业国有产权交易监测系统显示，近5年来全国国有企业通过产权交易资本市场转让国有资产8636亿元，平均增值率19.66%，其中94%的交易项目在评估结果基础上实现了增值。

在产权交易资本市场上，不断涌现的成功案例也引发关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助力宝钢集团、国电集团、华能集团等中央企业在钢铁、煤炭等产能过剩

行业，清理处置低效无效资产，回笼资金过百亿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协助中国铁路物资总公司，成功处置变现资产，历时36天回笼资金27亿元，帮助企业成

功化解了一次债券偿付危机，等等。

据中国产权协会统计，自《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实施至今，产权交易资本市场共为各级国有企业完成增资项目257宗，实现直接融资合计

1528.35亿元。2016年，全国产权交易机构以股权融资、债务融资、股权质押融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金融租赁等多种形式，为各类所有

制企业提供融资类服务合计金额4991亿元，与2015年度相比年增幅达239%。

数据显示，从《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颁布实施到2017年9月30日，中央企业增资业务试点机构共为央企募集资金867.28亿元。

由于中央企业的增资项目普遍融资规模大、市场化程度高、社会影响力广，伴随着一批具有典型示范效应的项目逐渐进场，产权交易资本市场开始吸引包括证券公

司、保险公司、资产管理机构和私募股权基金在内的各类金融投资机构的广泛关注与主动参与。产权交易资本市场作为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逐渐显现。

在利用产权交易资本市场、助力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地方国有企业同样积极主动。由于各地交易机构熟悉地方国有企业的运营情况，在混改过程中，它

们了解企业的痛点和诉求，凭借多年积累的经验和做法，帮助企业引入各类社会资本。天津产权交易中心以“簿记建档”定价方式成功运作了渤海证券增资扩股项

目，募集社会资本约50亿元。在深圳市高新投集团增资40%股权项目中，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不仅为增资企业提供了全流程投行服务，还专门在香港举办了路演

推介会，吸引众多境外资本关注国企融资，最终为深圳高新投募集资金26.5亿元。

据统计，从《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颁布实施至2017年9月30日，产权交易资本市场共协助地方国有企业完成增资项目168宗，实现直接融资661.06亿元。

此外，夏忠仁表示，从协会最近组织的一次增资典型案例评选活动看，93%的申报项目体现了产权交易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优化要素资源配置的功能定位。

中国产权协会会长吴汝川表示，党的十九大报告就“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出了六项重大任务，其中诸多内容与产权制度改革、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

产权交易所业务密切相关。产权交易资本市场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国企国资改革任重道远，产权交易行业不仅能有所作为，而且大有可为。

按照中国产权协会重点工作部署，2018年将积极推进产权交易资本市场6大体系建设。6大体系建设包括，理论体系建设、信用（文化）体系建设、信息（网络）体系建设、制度（法规）体系建设、自律与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和市场服务体系建设。

与会者普遍认为，随着行业未来发展基础的不断夯实，产权交易资本市场具备的产权流转和融资服务两大功能将逐步放大：一是在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服务国资监管方面日益发挥出中国特色产权交易资本市场的重要作用；二是在服务国有企业改革、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方面，产权交易资本市场的独特优势将进一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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