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给各位分享公共交易平台热点话题的一些知识，其中也会对求20个热点话题,五个与党有关,没有敏感问题。。。进行解释，文章篇幅可能偏长，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就马上开始吧！

本文目录

1. 市场公共中心是什么意思
2. 聊聊当前的热点话题(六年级下册口语交际)
3. 求20个热点话题,五个与党有关,没有敏感问题。。。

一、市场公共中心是什么意思

1、市场公共中心是指一种为市场参与者提供公共服务的特定场所，旨在提升市场的交易效率和公平性。市场公共中心的主要职能包括提供信息服务、交易撮合、风险控制、监管执法和纠纷解决等多种服务，为市场参与者提供更安全、便捷、高效的交易环境。

2、市场公共中心在市场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市场公共中心能够促进市场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提高市场的信用度和可识别度。其次，市场公共中心能够降低市场参与者的交易成本，提高市场的交易效率和流动性。最后，市场公共中心能够维护市场秩序，减少交易风险和不良资产的形成。

3、在当前中国市场的快速发展中，市场公共中心建设已成为一个热点话题。目前，中国市场公共中心建设已在多个领域开始落地，如股票、期货、外汇等市场。其中，上海期货交易所公共信息平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等已经成为了中国市场公共中心建设的典型代表，为中国市场公共中心建设规范化和高效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聊聊当前的热点话题(六年级下册口语交际)

话说金融危自己选段落机 [编辑本段]定义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

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次贷危机等类型。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其特征是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幅度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受到打击。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甚至有些时候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在对待这次震撼世界的亚洲金融危机的问题上，朱镕基在很多重要场合都态度坚定地表示，“人民币坚决不贬值，不增加亚洲其他国家、地区的危机和困难。”“我们是亚洲的一分子，同舟共济，决不乘人之危。”朱镕基所代表的中国政府的形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和赞许。海内外媒体都普遍认为朱镕基是带领中国人民在经济改革大潮中走出困境。走向光明的最佳人选。（以上内容节选自《应用写作》杂志1998年第10期《谈朱镕基讲话的语言特色》）

[编辑本段]美国金融危机演共经历三个阶段

从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华尔街风暴，现在已经演变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个过程发展之快，数量之大，影响之巨，可以说是人们始料不及的。大体上说，可以划成三个阶段：一是债务危机，借了住房贷款人，不能按时还本付息引起的问题。第二个阶段是流动性的危机。这些金融机构由于债务危机导致的一些有关金融机构不能够及时有一个足够的流动性对付债权人变现的要求。第三个阶段，信用危机。就是说，人们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金融活动产生怀疑，造成这样的危机。

[编辑本段]国际金融危机传染机制出现新特点:

外部因素引起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国际传染并非近年方才出现的现象。1873年，德国和奥地利经济繁荣，吸引资本留在国内，对外信贷突然中止，导致美国杰·库克公司经营困难；1890年，伦敦巴林兄弟投资银行对阿根廷债权发生支付危机，加之当年10月纽约发生金融危机，伦敦一系列企业倒闭，巴林银行几乎于当年11月份倒闭，只是在英格兰银行行长威廉·利德代尔牵头组织的银团担保基金救助下方才得以幸免，但英国对南非、澳大利亚、美国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贷款因此事而锐减，致使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危机一直持续到1893年；1928年春，纽约股市开始繁荣，汲干了本可投向德国、拉丁美洲的信贷源泉，导致上述国家和地区陷入经济萧条。中止发放海外信贷很可能加速海外经济衰退，后者又会反过来对导致这一切的国家发生影响。20世纪 90年代，伴随着国际游资的膨胀，国际货币、金融危机频繁爆发，根据巴里·艾森格林和迈克尔·博多在2001年完成的一项研究，现在随机挑出的一个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都比1973年大1倍，国际货币、金融危机的传染性也大大增强，往往爆发不久就如同传染病一样迅速从最早爆发危机的国家或地区蔓延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舆论界留下了许多描绘这一现象的词汇：1994年墨西哥危机的“龙舌兰酒效应”、“亚洲流感”、“俄罗斯病毒”等等不一而足，而对货币、金融危机传染机制的研究也迅速兴起。由于多种危机传染机制需要在资本项目和金融市场开放条件下才能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我国依靠资本项目的适度管制和金融服务市场低开放度而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幸免于难，但时至今日，随着我国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尽管我国资本项目仍未完全开放，危机传染的风险已经大大上升，震撼国际金融市场的美国次贷危机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表明国际金融危机传染机制出现了新特点。

广义的货币、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渠道可以划分为非偶发性传染渠道、偶发性传染渠道两大类，前者指在危机爆发前的稳定期和危机期都同样存在的传染渠道；后者指仅出现于危机爆发后的传染渠道。由于第一类传染渠道源于国家或地区间实际的经济金融联系，危机的传染来自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变动，因此又称为“真实联系渠道”，或“基于基本面的传染”，主要包括贸易联系与竞争性贬值、政策调整、随机总需求流动性冲击等途径。偶发性传染与经济基本面无关，仅仅是投资者或金融市场其他参与者行为(特别是非理性行为)的结果，因而又有“真正的传染”、“纯粹的传染”之称，主要包括内生流动性冲击、多重均衡和唤醒效应、政治影响传染等途径。但这些传染机制往往是建立在贸易联系和“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投资的基础之上，是因为来自发达国家的机构投资者纷纷弃新兴市场资产而追逐母国优质资产所致。而就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影响而言，贸易联系与外国对华投资机制的作用可能并不十分关键，反而是中国对外投资和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可能成为最主要的危机传染途径，而且这样的危机传染途径的重要性还会日趋提升。

当前的金融危机是由美国房产市场泡沫促成的。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一金融危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每隔4年至10年爆发的其它危机有相似之处。

然而，在金融危机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当前的危机标志信贷扩张时代的终结，这个时代是建立在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美元基础上的。其它周期性危机则是规模较大的繁荣-萧条过程中的组成部分。当前的金融危机则是一轮超级繁荣周期的顶峰，此轮周期已持续了60多年。

繁荣-萧条周期通常围绕着信贷状况循环出现，同时始终会涉及到一种偏见或误解。这通常是未能认识到贷款意愿和抵押品价值之间存在一种反身（reflexive）、循环的关系。如果容易获得信贷，就带来了需求，而这种需求推高了房地产价值；反过来，这种情况又增加了可获得信贷的数量。当人们购买房产，并期待能够从抵押贷款再融资中获利，泡沫便由此产生。近年来，美国住宅市场繁荣就是一个佐证。而持续60年的超级繁荣，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例子。

每当信贷扩张遇到麻烦时，金融当局都采取了干预措施，（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并寻找其它途径，刺激经济增长。这就造就了一个非对称激励体系，也被称之为道德风险，它推动了信贷越来越强劲的扩张。这一体系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人们开始相信前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所说的“市场的魔术”——而我则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市场会趋于平衡，而允许市场参与者追寻自身利益，将最有利于共同的利益。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因为使金融市场免于崩盘的并非市场本身，而是当局的干预。不过，市场原教旨主义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占据主宰地位的思维方式，当时金融市场刚开始全球化，美国则开始出现经常账户赤字。

全球化使美国可以吸取全球其它地区的储蓄，并消费高出自身产出的物品。2006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达到了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7%。通过推出越来越复杂的产品和更为慷慨的条件，金融市场鼓励消费者借贷。每当全球金融系统面临危险之际，金融当局就出手干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80年以来，监管不断放宽，甚至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

次贷危机导致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必须重新估计风险、分配资产，未来两年，发达国家资金将纷纷逆转回涌，加强当地金融机构的稳定度。由此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证券市场价格大幅缩水、本币贬值、投资规模下降、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其中最为脆弱的是波罗的海三国和印度。新的金融危机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压力，但中国资金也面临“走出去”抄底整合并购相应企业的好时机。

1997年6月，一场金融危机在亚洲爆发，这场危机的发展过程十分复杂。到1998年年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7年6月至12月；1998年1月至1998年7月；1998年7月到年底。

第一阶段：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了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10月23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211.47点；28日，下跌1621.80点，跌破9 000点大关。面对国际金融炒家的猛烈进攻，香港特区政府重申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恒生指数上扬，再上万点大关。接着，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 008∶1。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但到了12月13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又降至1 737.60∶1。韩元危机也冲击了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于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第二阶段：1998年初，印尼金融风暴再起，面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印尼开出的药方未能取得预期效果。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将实行印尼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以稳定印尼盾。此举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西欧的一致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扬言将撤回对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经济大危机。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价跌破10 000∶1。受其影响，东南亚汇市再起波澜，新元、马币、泰铢、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一份新的经济改革方案达成协议，东南亚汇市才暂告平静。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与之关系密切的日本经济陷入困境。日元汇率从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兑1美元跌至 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兑1美元；5、6月间，日元汇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兑1美元的关口。随着日元的大幅贬值，国际金融形势更加不明朗，亚洲金融危机继续深化。

第三阶段：1998年8月初，乘美国股市动荡、日元汇率持续下跌之际，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恒生指数一直跌至6金融危机600多点。香港特区政府予以回击，金融管理局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和期货市场，吸纳国际炒家抛售的港币，将汇市稳定在7.75港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经过近一个月的苦斗，使国际炒家损失惨重，无法再次实现把香港作为“超级提款机”的企图。国际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时，在俄罗斯更遭惨败。俄罗斯中央银行8月17日宣布年内将卢布兑换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6.0～9.5∶1，并推迟偿还外债及暂停国债交易。9月2日，卢布贬值70%。这都使俄罗斯股市、汇市急剧下跌，引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政治危机。俄罗斯政策的突变，使得在俄罗斯股市投下巨额资金的国际炒家大伤元气，并带动了美欧国家股市的汇市的全面剧烈波动。如果说在此之前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区域性的，那么，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则说明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超出了区域性范围，具有了全球性的意义。到 1998年底，俄罗斯经济仍没有摆脱困境。1999年，金融危机结束。

19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可以分为直接触发因素、内在基础因素和世界经济因素等几个方面。

（1）国际金融市场上游资的冲击。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7万亿美元的流动国际资本。国际炒家一旦发现在哪个国家或地区有利可图，马上会通过炒作冲击该国或地区的货币，以在短期内获取暴利。

（2）亚洲一些国家的外汇政策不当。它们为了吸引外资，一方面保持固定汇率，一方面又扩大金融自由化，给国际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泰国就在本国金融体系没有理顺之前，于1992年取消了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使短期资金的流动畅通无阻，为外国炒家炒作泰铢提供了条件。

（3）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这些国家长期动用外汇储备来弥补逆差，导致外债的增加。

（4）这些国家的外债结构不合理。在中期、短期债务较多的情况下，一旦外资流出超过外资流入，而本国的外汇储备又不足以弥补其不足，这个国家的货币贬值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1）透支性经济高增长和不良资产的膨胀。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当高速增长的条件变得不够充足时，为了继续保持速度，这些国家转向靠借外债来维护经济增长。但由于经济发展的不顺利，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亚洲有些国家已不具备还债能力。在东南亚国家，房地产吹起的泡沫换来的只是银行贷款的坏账和呆账；至于韩国，由于大企业从银行获得资金过于容易，造成一旦企业状况不佳，不良资产立即膨胀的状况。不良资产的大量存在，又反过来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

（2）市场体制发育不成熟。一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干预过度，特别是干预金融系统的贷款投向和项目；另一个是金融体制特别是监管体制不完善。

（3）“出口替代”型模式的缺陷。“出口替代”型模式是亚洲不少国家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但这种模式也存在着三方面的不足：一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生产成本会提高，出口会受到抑制，引起这些国家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二是当这一出口导向战略成为众多国家的发展战略时，会形成它们之间的相互挤压；三是产品的阶梯性进步是继续实行出口替代的必备条件，仅靠资源的廉价优势是无法保持竞争力的。亚洲这些国家在实现了高速增长之后，没有解决上述问题。

（1）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但由此而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如民族国家间利益冲撞加剧，资本流动能力增强，防范危机的难度加大等。

（2）不合理的国际分工、贸易和货币体制，对第三世界国家不利。在生产领域，仍然是发达国家生产高技术产品和高新技术本身，产品的技术含量逐级向欠发达、不发达国家下降，最不发达国家只能做装配工作和生产初级产品。在交换领域，发达国家能用低价购买初级产品和垄断高价推销自己的产品。在国际金融和货币领域，整个全球金融体系和制度也有利于金融大国。

这次金融危机影响极其深远，它暴露了一些亚洲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是坏事，也是好事，这为推动亚洲发展中国家深化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健全宏观管理提供了一个契机。由于改革与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这些国家的经济全面复苏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经过克服内外困难，亚洲经济形势的好转和进一步发展是大有希望的。

发生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继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对世界经济有深远影响的又一重大事件。这次金融危机反映了世界和各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严重缺陷，包括许多被人们认为是经过历史发展选择的比较成熟的金融体制和经济运行方式，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都暴露出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进行反思。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提出了要建立新的金融法则和组织形式的问题。本书试图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本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解脱本世纪初货币制度改革以后在不兑现的纸币本位制条件下各国形成的货币供应体制和企业之间在新形势下形成的债务衍生机制带来的几个世纪性的经济难题，包括：

三、求20个热点话题,五个与党有关,没有敏感问题。。。

2010年对于世界经济来说，仍是动荡的一年。在2011年，欧美等主要经济体是否能够实现全面复苏，新兴经济体能否保持较强的增长，仍是未知数。

可以预计的是，美欧日依然会拖全球经济增长的后腿。美联储或许会在新一年启动新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而这一举动将给新兴市场国家带来更大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新兴市场国家还将面临更大规模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入。曾经准确预言美国金融危机的一位高级市场分析师梅丽荻丝再次预言，2011年美国将有100个城市“破产”。

在欧洲，欧元区内部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并没有因为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而有所收敛，甚至可能进一步扩大。在亚太，日本经济预计仍将维持低速增长，日本经济要摆脱过去20年的低迷怪圈，仍然有心无力。

新兴市场的经济发展也还有很多不确定性，不仅要面对外部需求减弱、通胀压力增加、贸易摩擦增多等问题，还需要妥善处理内部经济结构调整等。能否顺利解决这些问题，摆脱衰退的阴霾，新兴市场需做足“功课”。

二、“大选预备年”大国关系将如何“演义”？

中美、中日、美俄、日俄等这些大国关系也牵动着各方神经。

2010年全球地缘战略重心东移，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亚太，联合盟友日本和韩国频频军演，美国与亚太关系如何继续引人关注。

同时，在新年伊始，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即将访美，中美关系将在新一年继续成为热门话题。

2011年是美国和俄罗斯的“大选预备年”。在大选效应下，美俄关系是否会像2010年那样“融洽”？两国间被有意“淡化”的间谍问题是否会再起波澜？美俄核裁军协议是否能贯彻执行？这两个大国的外交动向始终将是国际舞台上的一个焦点。

此外，美国和伊斯兰、阿拉伯世界的关系也可能“制造”出更多的新闻热点。

三、朝鲜问题六方会谈能否重启？

“天安号”事件、朝韩炮击事件、韩国系列军演等促使朝鲜半岛局势一路升温。六方会谈重启的必要性再被提上桌面。

中国政府劝和促谈的积极努力，得到了各方积极评价。同时，六方会谈与会各国为重启和谈进行的外交活动也正频繁展开。

在2011年，朝鲜半岛局势能否缓和、六方会谈何日启动，受人瞩目。

2010年底，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公布阿富汗战争新战略的评估报告时说，美国在瓦解“基地”组织和与塔利班的战斗中取得了重大进展，美国将如期从2011年7月起自阿富汗撤军。

与此同时，他警告说，阿富汗战争仍旧“非常困难”。

但在阿富汗，美军仍不断遭到塔利班的袭击和“骚扰”，阿富汗平民无辜死亡的人数仍在持续上升。

新一年，美国是否能如期撤军，阿富汗局势如何发展，将有待观察。

五、南非气候大会能否取得突破？

而过去的2010年，美联社称之为“地球反击之年”，地震、热浪、洪水、火山爆发、超级台风、暴风雪、泥石流和干旱造成至少29万人丧生，是十多年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

科学家和自然灾害问题专家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人类自己才是罪魁祸首。可喜的是，人们也意识到了自己的罪行，正以不同形式“赎罪”。

为应对全球气候问题，2011年的南非气候大会再次被各方寄予厚望。2010年12月，备受关注的坎昆气候大会落幕，大会最终达成折中、平衡与灵活的“一揽子方案”《坎昆协议》，协议未指明《京都议定书》谈判的未来，没有给出完成第二承诺期的时间表。

对备受关注的“快速启动资金”、“气候基金”，《坎昆协议》有了原则性共识，但依然存在多种“选项”，这些分歧被留给2011年的南非德班气候大会。这也将意味着，南非德班的气候谈判任务将十分艰巨。

2010年，伊朗继续就伊核问题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展开博弈，上演了一场威胁与反威胁、制裁与反制裁的激烈较量。、

伊朗与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有关伊核问题的谈判虽然于12月在日内瓦重启，但由于双方在铀浓缩等关键问题上分歧严重，谈判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2011年始，伊朗发函邀请多国代表参观其核设施，邀请名单中并未包括美国。分析人士称，由于伊朗与西方在核问题上分歧较大，2011年的谈判前景则不容乐观。

当前世界军备分布失衡。为了维持自己的霸权，美国的军费开支几乎等于世界其他国家军费的总额。

许多国家增加自己的军备，只为增加安全感和防卫能力。日本企图坐大亚洲，大力发展军备，希望通过加强日美同盟遏制中国。

印度则希望成为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国防投入明显超过目前防卫需要。朝韩之间，存在着军备竞赛。

在西亚和中东，以色列和伊朗之间也存在军备竞赛。2011年全球军备竞赛会不会出现升级的可能？美俄新核裁军会否获批生效？美国能否带头削减军备？这些问题有待关注。

美国2010年公布新太空计划，不仅准备重返月球，还希望在本世纪30年代中期之前将宇航员送上火星。

根据新太空计划，美国航天飞机编队2011年将全数退役，美国将吸纳更多私营企业参与太空探索。美国政府将在今后5年内向国家航空航天局注入60亿美元资金，用以支撑新太空计划。

与此同时，俄罗斯Energia太空公司表示，他们正在计划于2011年启动利用核能推进力系统的标准太空舱的研制工作。俄罗斯联邦航天局表示，如果俄罗斯想要在太空竞赛(包括月球和火星探索)中保持住竞争优势，那么为载人航天器开发百万瓦特级的核太空动力系统至关重要。

此外，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多个国家的太空系统攻防对抗技术取得重要进展。种种迹象表明，新一轮太空竞赛是否就此引爆？

九、美日俄政坛如何“推陈出新”？

俄罗斯将于2011年底举行国家杜马选举，并由此拉开俄罗斯2012年总统大选的序幕。对俄罗斯老百姓和世人而言，也许能在2011年解开俄罗斯政坛的“2012年之谜”，即2012年“谁主克宫”？

同时，美国各党也将开始为2012年的大选做好准备，驴象之争在2011年格外关键，民主党是否能在经济问题上挽回民心，为奥巴马连任铺路？共和党又将推出哪位政坛新人，敢与奥巴马一较高下？

在亚洲，日本政坛则始终动荡不安，首相菅直人新年伊始宣布改组计划，他又能否改写日本首相“短命”的厄运？

2010年11月结束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都提出希望多哈回合谈判在2011年结束。与会领导人一致认为，2011年是完成多哈回合谈判的重要“机会窗口”，呼吁加快谈判进程，要坚持已达成的共识，尊重对多哈谈判的授权，并承诺一旦谈判达成一致，将推动本国立法机构尽早批准有关协议。这与以前类似表态有何不同？是否又是一次“例行”的“泛泛而谈”？多哈回合谈判究竟能否在2011年画上句点？

“反腐败像雷阵雨，雷声大，雨点小，刮一阵风就拉倒。”这是在实际生活中，有的人对当前反腐败形势的一个比喻，认为反腐败斗争“光说不练”，实际成效不明显。那么，反腐败真的是“雷声大雨点小”吗？其实，这种看法并不符合事实。

从一定意义上讲，“雷声大”体现了我们党反腐败的决心大和声势大。这些年来，党中央每年都对反腐败工作进行专门部署，国务院每年召开廉政工作会议，制定了一个个专门文件，出台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始终保持反腐败的高压态势。

但用“雨点小”来形容反腐败成效却并不符合实际。事实上，我们党不但高度重视反腐败，而且是雷厉风行、坚决打击，不但是“雷声大”，而且“雨点也大”。

一是“真打”，对腐败分子动真格。反腐败没有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落实到行动中。2009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34504件，结案132808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38708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5366人，还对7036名领导干部进行了问责。深入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共查办商业贿赂案件15548件，涉案金额39.1亿元。扎实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立案3517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521人。

二是“狠打”，严查深挖抓“老虎”。不论职务多高，只要搞腐败，就一查到底，绝不姑息。2009年查处了王益、皮黔生、黄松有、陈绍基、王华元等一批大案要案，正在立案侦查的还有许宗衡、李堂堂、黄瑶、宋勇、康日新、张春江等。“经济有特区，反腐无特区”，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被抓时一位网友的留言，正说明了这一事实。

三是“善打”，工作水平不断提高。坚持从实际出发，认真总结经验，不断推进工作创新，推动反腐败工作从着力治标、侧重遏制，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逐步加大治本力度，再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转变，努力把改革的推动力、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监督的制衡力、惩治的威慑力有机结合，形成了反腐倡廉建设的合力，增强了反腐倡廉工作的科学性。

近年来，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扎实推进，在思想教育、法律法规、权力监控、源头治理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进一步形成了全党动手抓反腐倡廉建设的局面。当前，加强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工作，必须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着力抓好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建立起科学严密完备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

完善教育制度。要把近年来经过实践证明是可行的、有效的教育方法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形成工作常态。以理想信念教育为基础，以领导干部教育为重点，完善示范教育、警示教育、岗位廉政教育以及基层党员轮训等制度，使党员干部筑牢廉洁从政、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完善监督制度。积极探索加强监督的有效途径，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保证权力依法运行。改革和完善党内监督体制，健全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完善党内决策监督机制，落实重大决策报告制度，健全信访联席会议制度，提高监督权威性和有效性。

完善预防制度。从重点领域、重点部门、重点环节入手，深入查找容易诱发腐败问题的部位和环节，构筑起制度防线。推进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形成信息共享和腐败预警机制，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有效排查和化解廉政风险。

完善惩治制度。遏制腐败，惩治这一手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要分析案件查处中的难点问题尤其是制度缺陷，建立健全腐败案件及时揭露、发现、查处机制。加强反腐败立法，修订完善惩治腐败的法律法规。

4月的北京，春暖花开。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201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当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时，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随后通过新闻媒体报道，在社会上也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可以说，总书记的话既切中了分配不公问题的要害，又指出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

当前，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已成为收入分配领域的突出问题。在绝大部分百姓的收入来源都是劳动收入的情况下，解决分配不公问题，首先要切实提高普通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收入，扭转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的趋势，使劳动者工资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和企业利润增长相匹配，让人们“劳有所得”、“干有所值”。

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工资是劳动报酬的主要形式，提高工资收入是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的主要途径。据报道，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占企业运营成本50%左右，相比而言中国则差距较大。要完善和落实工资正常增长机制，随着经济发展和物价水平等因素的变化，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和平均工资水平。健全最低工资制度，督促企业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确保工资按时足额发放。

全面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就应改变工资由企业单方决定的现状，增加工人的发言权。近年来，不少省份开始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截至2009年，全国签订集体合同124.7万份，覆盖企业211.2万个。应逐步全面推行这一制度，扭转“劳方不敢谈、不会谈，资方不愿谈、拒绝谈”的局面，有效发挥对职工工资正常增长的保障作用，更好地协调劳资关系，切实维护普通劳动者合法权益。

大力促进农民增收。目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拉大，农民增收仍然困难，要完善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三农”投入，财政支出、国债资金、土地出让收入都要向农业农村倾斜。提高粮食及其他主要农产品价格，扩大涉农补贴范围、提高补贴标准。加强对农民创业的金融和财税支持，培育农民收入新的增长点。继续抓好农村扶贫工作，从根本上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

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是“收入分配的调节器”和“社会发展的稳定器”，应进一步完善保障体系、扩大保障覆盖面、提高保障标准。促进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积极推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全面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证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和基本权益。

2010年4月14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政策措施。4月17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提出五方面十条政策措施，被称为“新国十条”。这次调控措施力度之大、涉及面之广、针对性之强，被有的媒体称为“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宏观调控”，受到广大群众的普遍欢迎，充分表明了党和政府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态度和决心。

“新国十条”发布后，许多大中城市结合实际出台了一系列具体调控措施，房地产市场出现由“量价齐升”到“量跌价滞”的显著变化。据统计，全国绝大多数城市住房成交量明显下滑：5月上旬北京商品现房成交量比4月上旬跌73.6%；“新国十条”出台后3周深圳新房销售面积比此前3周下跌近七成。一些城市房价出现松动迹象，投资者预期开始转向，出现投资客集中抛盘的现象。这表明，“新国十条”威力已经显现，房地产市场“虚火”有所“降温”。

一是“明问责”，就是明确各级政府的责任。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关键在各级政府特别是城市政府。“新国十条”明确提出，稳定房价和住房保障工作实行省级人民政府负总责、城市人民政府抓落实的工作责任制。要把思想统一到中央部署上来，认真落实调控政策，切实履行好稳定房价和住房保障职责。要加强对地方政府工作的考核和监督检查，建立约谈、巡查和问责制度；对稳定房价、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工作不力，影响社会发展和稳定的，要追究责任。

二是“抑投机”，就是坚决抑制投资投机性住房需求。实行更为严格的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提高购买第二套、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严格住房消费贷款管理。发挥税收政策对住房消费和房地产收益的调节作用，加快研究出台引导个人合理住房消费和调节个人房产收益的税收政策。

三是“增供给”，就是增加住房有效供给。增加居住用地的供应，及时制订并公布以住房为主的房地产供地计划，依法加快处置闲置房地产用地。完善土地出让方式，抑制居住用地出让价格非理性上涨。调整住房供应结构，增加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供应。

四是“促保障”，就是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落实土地供应、资金投入和税费优惠政策，确保完成今年建设保障性住房300万套、各类棚户区改造住房280万套的工作任务。按照政府组织、社会参与的原则，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

五是“严监管”，就是加强市场监管。加强对房地产开发企业购地和融资的监管，严格查处土地闲置及炒地行为。加大交易秩序监管力度，对存在捂盘惜售、囤积房源、哄抬房价等行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加大曝光和处罚力度。抓紧制定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规范发展租赁市场。完善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及时公布住房建设计划和住房用地年度供应计划。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和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加快，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数量逐年增加，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也日益凸显。据统计，2009年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随迁子女适龄人数达到997.1万人。如何给这些孩子一张安稳的书桌，让他们像城市的孩子一样接受义务教育，健康成长，是促进教育公平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为解决这一问题，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早在2001年，就明确提出了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依法保障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权利的“两为主”政策。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发文要求多渠道安排农民工子女就学，在入学条件等方面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2006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把接纳非户籍居住地上学的儿童纳入政府管理的范畴。2009年中央财政下拨20亿元，专项用于补充接收农民工子女的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公用经费和改善办学条件等。各地也纷纷出台政策，保障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经过这些努力，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民工子女就读难的问题。但目前一些地方仍然存在公办学校入学“门槛高”、农民工子女学校教学质量低等问题。而且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加快，这一问题将更加突出。如何进一步解决好农民工随迁子女的上学问题呢？

强化流入地政府责任。广大农民工为流入地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流入地政府要切实负起责任，保障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指导和督促公办中小学认真做好接收就学和教育教学工作。建立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将所需经费纳入地方财政保障范畴，对接收农民工子女人数较多的学校给予补助。制定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收费标准，做到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采取措施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农民工子女就学。

发挥公办学校主渠道作用。充分挖掘公办中小学潜力，合理调整和完善学校布局，新建、改扩建一批学校，尽可能多地接收农民工子女就学。降低入学门槛，简化入学手续，不得随意设置入学条件限制。对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要与当地学生在收费、管理等方面同等对待，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加收借读费及其他任何费用。

扶持社会力量办学。农民工子女在短时期内完全进入公办学校就读还不太现实，必须进一步发挥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的作用。要将农民工子女学校纳入民办教育管理范畴，制定审批办法和设置标准，在办学场地、办学经费、师资培训、教育教学等方面给予支持和指导。加强对这类学校的督导工作，规范其办学行为，促进其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的提高。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根本上要解决农民工的“身份”问题。2010年6月，广东省出台有关规定，实行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政策，只要积满60分，农民工就可以申请入户，其随迁子女就学问题也将得到有效解决。应逐步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逐步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吸纳有条件的农民工转为城镇居民，使其子女真正享受“同城待遇”。

截至2009年年底，我国农民工总量为22978万人，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缺乏技能或技能单一、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原因，他们的就业面临着特殊困难。必须给农民工更多的关怀、支持和鼓励，切实帮助他们解决求职就业中遇到的种种难题。

稳定企业就业。企业是经济活动和吸纳就业的主体。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过程中，国家实施“五缓四减三补两协商”等措施，引导企业尽量不裁员、少减员。要保持援企稳岗政策的连续性，减轻企业负担，稳定在岗农民工就业岗位。大力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小企业、非公有制经济和服务业发展，增强吸纳农民工就业的能力。发挥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对稳定就业的导向作用，尽可能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强化就业服务。组织实施“春风行动”等各种农民工就业服务活动，加强用工信息搜集和发布工作，推进在输出地和输入地之间搭建劳务对接平台，引导农民工有序外出。进一步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加强就业服务信息网络建设，做好城市和县乡公共就业服务机构间的信息对接，及时为农民工提供有效岗位信息。加快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大力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提高就业服务水平。根据用人单位需求及时举办招聘会，为农民工提供更多、更方便的择业机会。建立人力资源市场监测系统，完善统计和调查制度，提高对人力资源配置的预测和反应能力。

加强技能培训。要根据企业用工急需和人力资源市场的需求信息，组织开展上门、对口培训和岗前培训，实现培训和上岗就业无缝对接。根据农民工意愿，分级分类开展劳动预备制培训、中短期实用技能培训、岗位培训、技能提升培训、创业培训、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等各类技能培训，切实提高农民工创业就业能力。强化企业责任，用人单位要结合岗位需求和工作需要，组织农民工参加岗位培训和技能提升培训。

优化创业环境。要将农民工纳入创业政策扶持范围，在用地、收费、信息、工商登记、纳税服务等方面，降低创业门槛，给予农民工创业更大的支持。推行联合审批、“一站式”服务、限时办结和承诺服务等，开辟农民工创业“绿色通道”。组织开展创业培训，提供政策咨询、项目推荐、开业指导、后续支持等创业服务。做好农民工创业的金融服务工作，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产品支持力度，提供符合农民工创业特点的金融产品。农民工创业属于政府贴息的项目要按照规定给予财政贴息，帮助其解决创业资金困难。

一般来说，医药费用负担主要取决于群众参加的医保保障水平、药品费用和医疗服务费用的高低。医疗保障制度体现社会互助共济精神，对于个人抵御疾病风险、减轻医药费用负担具有重要意义；药价高低主要与其定价标准、流通环节加价幅度、医院加成政策相关；医疗服务费用主要取决于医院采取的诊疗行为、收费标准和收费模式。因此，必须从医疗保障制度、药品生产流通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等几个方面同时着手，多管齐下，努力“调制”一服减轻群众医药费用负担的“复方药”。

一是通过医疗保障建设“减负”。在农村要进一步巩固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确保参合人数稳定在高位；提高筹资标准，今年政府补助水平达到每人每年120元；提高补偿比例，力争使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达到60%左右。在城镇要进一步完善城镇职工医保和城镇居民医保，加快覆盖就业人口以及老人、残疾人和儿童；今年城镇居民医保的政府补助水平也要提高到每人每年120元。改进城乡基本医疗保障服务，简化报销手续，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做好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城乡医疗救助各项制度之间的衔接工作。

二是通过基本药物制度“减负”。要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对治病优先需要的基本药物进行统筹管理，从制度上保证其价格的稳定性和可及性。在所有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机构实行药品价格零差率销售，通过实行公开招标采购，统一配送，使群众用上安全、放心和价廉的药品。目前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经发布，确立了307种基本药物；通过试点使得许多地方基本药物价格降低了25%—50%，且全部纳入医保报销范围。

三是通过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减负”。公立医院作为我国医疗服务机构的主体，承担着为广大群众健康服务的重要职责，必须坚持公益性方向。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形成规范合理的政府投入机制，确保公立医院真正姓“公”。改革“以药补医”机制，逐步取消药品加成，切断医院与药品销售之间的利益链条，改变过度依赖药品销售收入维持运转的局面。适当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减少“大处方”和过度检查，进一步降低药品、医用耗材和大型设备检查价格。公立医院由此减少的收入或形成的亏损通过增加政府补贴、增设药事服务费等途径解决，药事服务费纳入医保报销范围。

四是通过强化规范监管“减负”。要对非国家基本药物加强监管，严格市场准入和药品注册审批，大力规范和整顿生产流通秩序，促进药品生产、流通企业的整合，尽快建成高效率、低成本、符合国情特点的药品流通供应保障体系。加强产供销各环节的监管，杜绝旧药“高价复出”。充分发挥行政监督、技术监督和社会监督的作用，坚决治理医药购销中的商业贿赂。加强对公立医院财物收支、业务开展、资源布局的规范，开展对公立医院的绩效评估，吸收患者和群众参加对公立医院管理的监督，使得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落到实处。

尽管晚了些，也不知道这些对你有没有用，但还是希望可以帮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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