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来为大家分享军民交易平台的一些知识点，和谁针对我国军工自成体系、军民分支状况的问题解析，大家要是都明白，那么可以忽略，如果不太清楚的话可以看看本篇文章，相信很大概率可以解决您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本文目录

1. 谁针对我国军工自成体系、军民分支状况
2. 军民融合基金前景怎么样
3. “四个全面”引领军民融合的发展

一、谁针对我国军工自成体系、军民分支状况

1、我国军工产业发展模式转型的总体思路

2、以下文章来源于上海市军民融合发展研究会，作者沁梦园

3、开展与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相关的思想理论、政策法规、特点规律、前沿科技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研究、咨询与服务，承办政府有关部门委托的事项。（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开展业务）

4、来源：上海市军民融合发展研究会

5、我国军工产业发展模式转型的总体思路

6、军工产业发展模式转型是由较低效率的模式向较高效率的模式转变、适应形势发展变化而作出一种适应性安排，它是涉及军工产业各个领域的一场根本性变革，是一种适应信息化战争要求，资源集约、结构优化、市场配置、军民融合、需求主导的发展模式。西方发达国家的军工产业运行是建立在成熟的军工产业体制、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完善的军民一体化模式、高度化的军工产业结构和规范的市场经济环境基础上的，因而其军工产业发展模式转型是一种单一的转型，即适应信息化战争形态和新军事变革要求而进行的军工产业资源配置和保障方式的变革。而我国军工产业发展模式转型既要考虑到战争形态转变和新军事变革对军工产业资源配置方式的影响，同时还要考虑到我国军工产业建设环境和条件的特殊性，即极为薄弱的自主创新能力、军民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产业运行体系、低度化的产业结构以及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体制环境。因此，我国军工产业发展模式转型是一种复合型的模式，是更加复杂的系统工程。

7、一、从适应机械化战争向适应信息化战争转变

8、军工产业是服务于战争和国防建设的特殊经济部门，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的深刻变化，必然要求改变传统的军工产业发展模式。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深刻改变了战争形态和军队战斗力生成模式。信息化、智能化武器装备构成军队战斗力的关键物质因素，而体系对抗能力成为军队战斗力的基本形态。这种变化对我国军工产业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即要实现从适应机械化战争向适应信息化战争的转变。从本质上说，就是要实现军工产业从渐进式发展向跨越式发展的转变，提高军工产业对信息化战争的保障能力。

9、（一）提高军工产业发展的信息技术含量

10、信息化战争以信息化武器装备作为主要的物质手段，未来战争的优势取决于信息技术和智能化的优势。随着军事领域的深刻变革和战争形态的根本性转变，军工产业的技术支撑点已经由传统技术转变为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一系列高新技术。目前我国武器装备的信息技术含量不高，综合集成度较低，军工产业对国防和军队信息化建设还缺乏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为此，必须以国防需求为牵引，科学筹划、整体推进、系统配套，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电子技术、光电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等关键技术，大力发展新兴战略产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尽快实现由投资拉动型渐进发展向基础能力型跨越发展转变。

11、（二）提高军工产业满足多样化国防需求的能力

12、在传统战争条件下，国防需求模式是大批量、同质的，大机器生产体系也为大规模生产提供了可能。这种生产模式以高效率为目标，但以牺牲国防需求的多样化和特殊性为代价。在信息化战争条件下，国防需求瞬息万变，技术进步突飞猛进。由于面临威胁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日益增强，需要研究开发出个性化、多样化的武器装备来对付不同类型的安全威胁，特别是非传统安全威胁。因此，军工产业主体是否满足多样化、特殊性的国防需求的能力，成为决定其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传统的大批量、单一功能的保障模式，已不能满足急剧变化的国防需求，这就需要有一种高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同时，必须大力开发高精尖武器装备的柔性制造体系，实现产品设计、工艺流程和实际制造之间的信息集成，一旦需要即可启动并迅速投入运行，从根本上解决武器装备研制生产的固定化、标准化与国防需求小批量、多品种、急剧变化之间的矛盾。

13、（三）提高军工产业的系统集成能力

14、信息化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并不单纯依靠某一种技术、武器装备或某一领域的优势。因此，需要加强对现有武器系统的物质技术基础的充分利用和有效整合，特别是要突出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系统整体配套和功能综合集成。信息技术是一种“粘合剂”，导致信息化战争对资源配置提出了集成化的新要求。为此，必须对军工产业资源进行系统集成与合理调控，形成有机组合、相互匹配、紧密型的应急保障力量，在时空上形成技术形态的“无缝隙配置”，在体制机制上形成“无障碍配置”，以及时、高效、充分地保障战争需求。同时，把提高系统集成能力作为推进军事技术自主创新的关键环节，依托重点工程打造系统集成创新平台，吸收和集成多方面的知识、技术和产品，突破基础研发和集成能力的制约瓶颈，实现军事技术和最终产品的自主创新。

15、（四）提高军工产业的智慧制造能力

16、智慧制造的实质是充分利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手段，高效精确地筹划、建设和运用军工产业保障力量，实现信息流、物资流、人员流的最佳组合与高效运行，使军工产业按照适时、适地、适量的要求，达到准确化的程度、提升智能化水平，以最大限度地保障战争需求，并尽可能节约军工产业资源。为此，需要建立军工产业智慧制造系统和数据链，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努力实现军工产业资源在储存、运输、保障以及全战场范围内的可视；综合利用计算机模拟、数据库系统、数字仿真、数字孪生等先进技术，对军工产业运行中的信息数据按照统一标准实现数字化，以确保战时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少的投入实现快速、高效、持续的综合保障，达成军工产业制造能力与战争需求在数量、质量和时空上的高度一致。

17、二、从粗放型模式向集约型模式转变

18、军工生产规模扩大的原因和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因而军工产业发展模式有粗放型和集约型之分。粗放型模式是指在效率不变的情况下，主要依靠加大资源投入使产量增加，其特点是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遵循边际收益递减规律；集约型模式是指在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使产量增加，其特点是低投入、低消耗、高产出、高效率。集约型发展模式具有高质高效、边际收益递增的特征，主要依赖于技术创新和资源要素效率的提高。现代军工产业发展，是资源投入积累和资源使用效率提升的结果。在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等因素作用下资源要素得到更有效的使用，是提高军工产业运行效率的重要源泉。

19、现代军工产业发展的实质，并不是速度或投入问题，其核心是质量与效率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军工产业发展一直是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的粗放型模式，主要通过资源要素量的扩张来实现，资源消耗量巨大，投入产出比较低。这不仅增大了资源约束的压力，而且必然导致军工产业结构严重失调，运行效率低下。造成这种粗放型模式的长期运行，主要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模式惯性传导的结果。由于政府对军工产业管理仍然实行行政性的垂直协调方式，构造了既无有效激励、又无硬预算约束的机制，从而内生出追求速度、投资饥渴、数量扩张和效率低下的军工产业资源配置取向。随着军工产业的持续快速发展和国防需求的急剧增加，军工产业资源供给已显得相对不足，原来主要依靠资源要素的数量扩张实现军工产业发展，以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不协调、低效率为特征的粗放型模式已难以为继，要求向低投入、低消耗、高效率、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向主要依靠资源要素优化组合、提高资源要素质量和使用效率的集约型模式转变。集约型模式致力于拓展军工产业资源要素的范围，提高资源要素的质量和利用效率，推动军工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优化，由此出现要素扩张与要素深化的发展趋势。

20、从注重总量扩张向注重结构优化的转变，是冷战后世界军工产业转型和战略性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各主要军事大国的国防开支急剧减少，在军备竞赛中规模急剧膨胀的军工产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结构性矛盾凸显出来，因而不得不收缩专门的军工产业规模，同时增强军工产业的动员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建立起灵活多样、富有弹性、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军工产业结构。一是军工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发展。国防高技术产业在整个军工产业部门中的比重不断提高，高技术武器装备已成为现代军工产业的主要产品。二是军工产业组织结构日益趋向集聚化。通过兼并重组、强强联合，组建大型军工企业集团，实行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集团化发展。三是军工产业技术结构日益趋向军民一体化。通过“军转民”“民转军”，有计划开发军民两用技术，军民技术一体化和军工产业军民融合发展的趋势不断增强。

21、军工产业发展质的变化是结构的变化。结构扭曲和结构刚性，将使军工产业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国防产出也不可能大幅增长。如果结构不持续发生变化，军工产业只有在传统结构上实现数量增长，决不能改变落后的历史特征。而效率低下只能维持原有的结构，军工产业发展只能在低水平的结构下依靠单纯增加资源投入和消耗来实现。而结构变化不仅以效率提高为基础，而且包含着效率提高的意义，引发军工产业资源的重新配置。当发生具有革命意义的技术变革时，必然引致军工产业结构的重大变革，导致军事技术创新、转移和扩散极其迅速。

22、长期以来，我国军工产业发展所追求的是形成尽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国防供给短缺、满足国防需求的结构，但同时又形成了技术层次低、仅能适应低水平国防需求的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军工产业结构不合理，比例不协调，结构层次低；国防基础产业发展落后，传统的军工产业仍占较高的比重，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很低；军民兼容性较差，重复建设、重复生产，降低了规模效益和结构效益。军工产业的结构性矛盾已成为制约现阶段军工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通过军工企业兼并、重组等途径，推进军工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和优化升级，促进军工产业资源要素向效率更高的部门和产业转移，提高资源配置和运营效率，释放巨大的发展潜能，成为我国军工产业发展模式转型的重要内容。

23、四、从军民分离型向军民融合型转变

24、信息化战争条件下的军事对抗，集中表现为以国家整体实力为基础的体系对抗。信息化军队建设和作战对经济、科技和社会的依赖性空前增强，只有依靠国家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强大的社会科技力量，才能满足保障信息化战争的巨大需求。这就要求在军工产业发展中摒弃军民分割、自成体系的传统模式，在全社会范围内整合和优化资源配置，以国家整体经济力量和科技实力来支撑国防建设。当今西方发达国家从研制、设计、研制、生产、维修等装备采购全寿命周期的各个环节，都是由主承包商、分承包商和零部件供应商组成的军工科研生产社会化协作与配套体系来完成的。通过推进军工产业军民融合发展，大大降低了武器装备研制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现代军工产业已成为一个以高新技术武器装备总体设计和总装集成为龙头、以专业化配套能力为支撑、以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为依托的“大军工”生产系统。

25、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高新技术的军民界限日益模糊。在西方发达国家，80%以上的民用关键技术都能直接运用于军事目的，军民技术差距不断缩小。高新技术的每一项重大突破，往往都会在民用领域和军事领域同时引起深刻变革。军事技术转民用和民用技术转军用越来越多，军民通用的知识技术资源相互渗透与扩散越来越深，军用与民用设施难以分离。军工产业领域出现了打破军民界限的趋势，军工产业中的军民通用部分与国民经济深深融为一体，信息技术成为军事技术与民用技术的共同基础。当今时代，世界各国越来越多地利用社会经济资源和整体力量来实现国家防务能力、军工生产能力的整体跃升。美国国防部2002财年《国防报告》提出，美国社会信息化程度已高于军队信息化程度，商业革命的发生先于军事革命，强调要利用“商业革命”促进“军事革命”的深入发展，而信息技术具有广泛性、渗透性的特点，前者对后者具有促进和借鉴作用。在军事技术大量转为民用的同时，民用技术和产品也被大量嵌入高技术武器装备研制生产中。一方面，武器装备研制生产直接利用社会雄厚的资本、先进的制造工艺技术和高技术人才，降低了研制生产成本；另一方面，民营企业承担武器装备研制生产任务，可以促使企业致力于研究新技术、开发新工艺、提高产品质量，无形中促进了制造技术水平的提高，增强

二、军民融合基金前景怎么样

1、绵阳科技城作为中国的军民融合科技创新示范基地，在9月时举行了第四届中国锦绵阳科博会，在科博会上签订了达有702个项目，金融达1082亿元，而且签约的项目主要是产业的投资、成果交易、交品采购等，在这个科博会的推动下，聚集了大量的军民融合资源。

2、另外，现在集成电路产业基金作为军民融合项目，也一直以抓紧实施。而且国华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基金在北京举行了创立大会。这个基金的首期规模投入了302亿元，而且项目储备预计投资额已经达到了1000亿元，在航天科技联合各军工集团以及中央企业的投资平台、大型金融机构共同发起设立的。

3、就在军民融合基金成立之后，会马上加快相关项目的落实，对军工集团军民融合发展、资产证券化、国际化起到了助推的力量。

4、经过对军民融合基金前景分析来看，随着不断的改革突破和落实，以及加快对资产重组的进程，军工股四季度将会表现出大好的时机，值得近期多加关注

三、“四个全面”引领军民融合的发展

1、“四个全面”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总方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则是这一总方略在统筹国家安全与发展关系上的战略展开。在当代中国，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必须始终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是我们强国兴军、聚合国力的关键所在。

2、从“四个全面”高度认识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重大意义

3、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体现了立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深谋远虑和战略运筹，需要我们从多维视角进行深刻领悟和思考。

4、完善大国战略体系的重要布局。在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如何统筹安全与发展，是一个重大时代课题。当今中国正处在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综合国力处于快速上升期。我们既要维持经济发展强势，又要保持军事发展强势，倘若处理不好“大炮和黄油”的关系，就会犯颠覆性错误，甚至导致国家崛起进程受阻。因此，在大国发展战略中把握好安全与发展的“黄金分割点”，解除“资源统筹”困境，关乎国家发展的前途命运。基于此，强调要更加注重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平衡发展、兼容发展，并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一重大国家战略，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中国现代化战略体系，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5、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战略运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涵盖发展、改革、法治、党建，通贯内政、外交、国防，涉及现代国家治理的各主要领域，蕴含着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内在要求。当今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现代国防已经成为一个科技高度密集、知识高度密集、资源高度密集并与社会高度融合的复杂巨系统。如何管理国防事业、如何治理军队，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治国能力的重要体现和显著标志。长期以来，我国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条块分割、部门分割，不符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今天，尽管我国国家实力日益增强，物质技术资源极大丰富，但如果不能有效解除军民分离二元结构，不能实现军民之间“车同轨、书同文”，未来一旦遭遇战事，国家能力仍是“一麻袋土豆”，很难快速聚合资源形成有效战争能力。在国家、国防和军队管理日趋复杂的今天，只有把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才能更好地凝聚国家力量，形成中央、地方、军队、企业、社会等各方协同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格局，加快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6、应对激烈国际竞争的重大举措。当前，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兴起，主要国家纷纷加强战略部署，以在新一轮创新变革浪潮中抢占先机。美国高调推出“国防创新倡议”和“第三次对消战略”，企图先于竞争对手发现和掌握先进技术，并将其快速应用到军事领域，以确保其始终处于军事主导地位。俄罗斯专门成立国家创新支持机构——国防先期研究基金会，大力支持和激发颠覆性创新。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无形。世界军事大国围绕军民融合创新展开的激烈竞争，实质是对未来20到30年综合国力竞争和军事发展主导权的争夺，其背后是理念的交锋、体制的竞赛，比拼的是看谁的体制和政策更具适应性、更具变革能力、更能够凝聚国家意志和全社会力量，支撑和孵化引领未来发展潮流的颠覆性创新。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只有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才能大规模收取融合红利，争取主动、赢得未来。

7、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提供深厚根基

8、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处于战略目标的引领地位，既为军民深度融合厚植生产力根基，又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开辟广阔空间。

9、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契机，夯实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根基。经济社会母体始终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深厚根基，只有厚植根基，才能凝聚强大战力。上世纪60年代，面对“要吃饭还是要原子弹”的艰难抉择，张爱萍将军经深入调研后提出，“原子弹工程，看起来盘子很大，但实际上很多东西都蕴含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之中”。在当时国民经济基础异常薄弱的条件下，我们正是通过全国性的大协作、大会战，把蕴含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潜力充分调动和挖掘出来，形成了强大的攻关突破力量。今天，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如何深度挖掘潜力、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仍是一个难解的时代命题。通过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使国防和军队建设真正跳出自成体系、自我发展、自我保障的传统模式，深深融入社会化大生产的分工体系，从经济社会母体中源源不断汲取最先进的技术、人才、服务，锻造出信息化战争所需要的军事体系能力。

10、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大引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当前的重要任务是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通过“军”与“民”的系列对接，走出一条统筹安全与发展的新路子。主动对接新常态下经济增速转入中高速增长，用军民融合方式统筹存量与增量两种资源，充分利用财政和金融两种渠道，缓解日趋突出的军事财政收支矛盾，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主动对接国家“十三五”规划，继续布局一批军民融合重大建设项目，增加公共产品有效供给，收到稳增长、补短板、调结构、固安全等多重效果;主动对接“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融合模式创新，加快建设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军民融合信息服务平台、供需对接平台、协同创新平台;主动对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努力发掘具有重大潜在军民通用价值的前沿创新项目，形成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生态化的军民融合优势技术产业集群;主动对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战略，开启军民融合向国内全域覆盖、向境外战略利益攸关区延伸的新格局。

11、全面深化改革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提供动力源泉

12、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我们党奋斗目标的根本路径和关键一招，也是深入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强大动力。当前，我国军民融合已进入破除主要障碍的攻坚期和解除深层矛盾的关键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深”，其要义在于通过深度融合在两大建设之间建立一个开放系统，使军地优质资源能够进入彼此体系内部，最终收到“融入体系、改造体系、重塑体系、催生新型能力”的功效。

13、强化顶层体制统筹，解除军民二元分离结构。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个时期里，我们一直实行党政军一体、平战一体的国防发展模式。改革开放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发展，政府职能聚焦于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职能更多由军队代行，逐渐形成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各自运行的“二元体制结构”。国家对一些跨军地、跨领域、跨系统的军民融合重大事项缺乏统筹管理，体制上的条块分割、部门分割、军地分割导致利益板块化，严重阻碍着军民深度融合。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按照《宪法》《国防法》的基本要求，充分发挥党中央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集中统一领导作用，构建党中央统一领导和决策、军政分工清晰的军民融合领导管理体制。

14、深化需求端改革，促进军民双向深度互动。目前，某些领域的军民融合之所以难以深入，一个重要缘由是融合需求改革滞后，需求不开放、需求牵引不力等问题突出。比如，鼓励优势民营企业参加国防建设的现有举措，多从供给端发力，需求端松动不大，由此形成民参军“集结号”不停吹响，但参军难的“山头”却久攻不下。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需要扩大需求信息发布范围、公开招标采购，加强供求对接，打通军事需求——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的通道，缩短需求传导链条。同时，坚决打破军事采购市场垄断。今天，如果我们不能消除军事采购市场的垄断，军民融合发展的动力就会逐渐衰竭。通过军事采购体制等改革，建立起面向国家大工业基础和各类民口高技术企业的开放型军事采购市场体系。

15、全面依法治国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16、法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也是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重要依托。

17、依法融合是现代制度运行的内在要求。对于军民融合而言，交易成本高低决定着融合的广度和深度。当市场的交易成本比较高时，国防和军队系统倾向于自我保障、自我服务;当交易成本不断降低时，社会分工不断深化，国防和军队部门就会把那些不具比较优势的服务和职能交由市场和社会来完成，使自身聚焦于更具有比较优势的核心军事职能。法治的功效，在于节约交易成本。在我国现实中，军民融合有时还要靠感情来维系，靠政治来推动，这恰恰是交易成本比较高的反映。军民融合发展从初步融合进入深度融合阶段，能不能以法治来消解融合成本，直接关乎融合的前途命运。

18、当前，我国还没有一部规范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的综合性法规，现有法律法规的有些条款也已经不适应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要求，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也不够刚性化，对军民融合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军民融合发展，需要加快军民融合综合立法进程，逐步构建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依法规范军民融合的组织领导、运行机制、责任义务、配套保障，使军民融合发展有法可依、有规可循。

19、全面从严治党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提供政治保证

20、全面从严治党，既是严肃党纪党规的过程，也是增强国家统筹协调力、提升执政党治国理政能力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从严治党能够产生强大的军民融合力。

21、党兴则民族兴，党强则国家强。全面从严治党在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进程中承担着艰巨的历史重任。我国军民融合正处于加强统筹力、整合力、协调力的关键时期。军民融合发展涉及陆海空军和各兵种、国防科技工业系统、科研院所和高校系统、国民经济各部门等，主体之多、领域之广前所未有。这些主体分属不同系统、不同部门，各有其资源、利益、人事、产权。在这种多元格局中，能否实现由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的转变，关键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纪律、组织状况和战斗能力、领导水平。只有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健全党的肌体，切实增强党在新形势下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才能确保党对军民融合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以坚强的国家意志破除军民分离的体制掣肘，军民融合航船才能驶向深度融合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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