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加强交易平台，以及怎样提高支付工具的技术水平来保障交易安全对应的知识点，文章可能有点长，但是希望大家可以阅读完，增长自己的知识，最重要的是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可以解决了您的问题，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本文目录

1. 怎样提高支付工具的技术水平来保障交易安全
2. 电商平台治理假货采取的措施
3. 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如何加强

一、怎样提高支付工具的技术水平来保障交易安全

这位同学。你是武汉大学珞珈学院的学生吧...?我也要做

网络交易安全是一个社会性的系统工程，它需要构建一个从上到下完整的安全体系。这个体系的具体内容包括，完善的法律与制度、有效的管理与组织流程以及对风险与责任的合理分配，从而建立用户对支付的消费信心。

加强各参与方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风险责任的分配机制，从产业链各个环节控制风险、强化安全。

1.消费者增强个人信息安全防范意识

消费者要加强对身份验证或使用密码钥匙的常规了解，通过实施防火墙技术、加密技术、认证技术、防病毒软件即时升级来保障交易的安全，同时对专业提供网上支付服务和第三方平台作用的企业应有足够的认知。在产品的问题上，当权益受到侵害后，要学会利用法律武器以保证自身的合法权益。

在设备上，可以选择并拥有像硬件设备、系统软件、网络通信及银行前端等基础设施。建立有效的管理制度，包括对相关人员操作权限的授权制度、职责分配制度、外包机构的管理制度、紧急状态应急制度和交易数据保管制度等。此外，银行在电子支付业务中，除了保全各类与交易有关的信息外，对每日电脑打印的日结单，向客户发出的信函、传真等书面材料也应予以存储。

金融监管部门和央行应加强对电子支付平台的监督管理和检查力度，此外要对第三方支付的账户进行条理规范，要求第三方不得随意挪用占用中转帐户资金，不得进行风险性盈利投资甚至投机，要求第三方在开户行存入保证金，一旦出现问题，银行可以抵御风险。.

电子支付的持续发展必须要有健全的法律保障体系和服务支持体系。电子商务领域尤其是电子支付方面的立法还有很大的空白地带。政府的有关部门要制定相关支付与管理制度以及电子支付业务结算、电子设备使用等标准。同时立法机关要密切关注电子支付业务的最新发展和科技创新，以研究制定出有关法律或法规，明确界定电子支付产业链各参与者的职责、权利和义务，明确法律判决的依据。此外，由于网络跨国*易特性，除自律规范之外，更需要通过各国有关银行或金融相关法规加以规范，给电子支付的发展提供规范明确的法律环境。

电子商务企业应构建高安全性的运营支付系统，具体可以从架构设计、系统稳定性设计、信息存储、保密设定等多方面采取措施。完善的技术措施可以规避网络风险，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在架构设计上，要确保水平扩展的能力，以便将来大流量大容量时期，可以对系统进行相应的扩容；建立若干物理隔绝的功能区，避免黑客入侵后长驱直入；使用高端防火墙将重要数据库保护在核心数据区，提高数据安全性；使用公开加密算法对数据存储进行加密，确保数据的完整以及安全性。

要建立健全的监管法律体系，做到适时与定期监控，有效利用创新监管手段、方式、内容，严格监督管理机制。

一是要设立市场准入监管，设置最低资本金限制，加强内控机制和风险管理，二是加强业务内容监管，包括强化安全技术。界定业务范围及从业人员的资格。业务开展的管理和日常检查、信息披露等内容，应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定期向社会发布。

加强电子支付监督管理机制除了制定具有针对性管理办法外，还应加快自身电子化建设的步伐，采用先进的技术，实施非现场监测，不断适应金融监管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

我们应该看到，现有的信用体系无法完全提供电子支付所需的信用服务，因此需要建立一整套适应于电子支付的有效信用体系，并完善与诚信相配套的监管体制，对信用机构及其活动进行有效的管理。这种诚信环境和机制需要社会各方共同长期努力才能营造出来，需要运用法律、经济、道德等手段提升整个社会的信用水平，构建完善的信用环境。可采取的措施有：加大建立社会信用管理体制的宣传，建立企业和个人信用评价与监管机构，建立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信用服务和认证机构，建立完备的法律法规保障及信用奖惩机制等。

现在的网络交易处处可见，因为网络的方便、商品品种多，不需要出门就可以购买自己喜欢的商品。网络交易的数额也逐年增长，但在交易中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多，让用户感到支付很不安全，由于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的出现让人慢慢感觉网络安全问题并不可怕，只要懂得一定的防范措施，而网络交易的相关法律也慢慢成熟那些利用非法手段在网络上肆虐人将无从下手，网络交易将会越来越受人类的喜爱，网络交易安全方面的问题将会被克制住。

二、电商平台治理假货采取的措施

电商平台治理假货采取的措施，随着社会的迅猛发展，电商平台与人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但是有时候在网购的时候会发现买到的东西居然是假货，以下看看电商平台治理假货采取的措施。

1、平台在知道商品为假货时，应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

2、平台在收到权利人合格的侵权通知时，应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并通知被投诉人。

3、平台应建立侵权投诉的机制，供权利人发出侵权通知。

4、依法向有权机关报告发现的违法情况；在收到有权机关命令时，按照法定程序提供协助。

5、应对卖家的身份资料（包括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进行审查，在消费者购买到假货后的投诉过程中，应将上述资料向消费者披露。

随着我国电子商务产业的发展，网络假货问题成为公众对电子商务的关注点之一，对于这些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的商品可适用相关知识产权法律进行规制。但是，对于网购中未直接参与交易的第三方网络交易平台是否应当承担责任以及承担何种责任，在实践中引发较大争议。

早期关于网络平台服务商责任的判断，权利人和法院通常援引的条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共同侵权的第130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8条的规定等法律法规。

目前，国内直接规制用户利用电子商务销售假货行为的法律主要是《侵权责任法》第36条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等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保护的条例、司法解释。

关于电子商务平台的法律义务和责任问题，目前我国立法明确了以下内容：

（1）仅承担身份审查义务，不承担事先主动的信息审查义务

首先，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知识产权审查义务的界定应当全面考虑公平和效率等各方面因素。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电子商务平台具有对卖家经营者进行身份认证的审查义务。同时，由于平台经营者对侵权现象的知道仅仅是概括性的认知，并非具体的知道，故电子商务平台不承担对假货的事先主动的信息审查义务。

虽然，《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网络交易平台服务规范》中规定平台经营者负有监控平台信息的义务。实则，这些法律要求平台进行事先审查的内容是指：

（1）对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公众利益、社会稳定和涉及淫秽、色情以及暴力的内容；

（2）是否存在国家限制流通物和禁止流通物；

（3）注册用户信息的真实性。其所指的监控信息并不包括信息、商品是否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事实上，由于知识产权具有权属争议可能性、知识产权许可的存在等因素，要求电商平台主动审查商品是否为假货也是不现实的。

同时，网络服务提供者不承担审查义务在立法上和司法规则层面已基本形成共识。立法上，国家版权局草拟的《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第六十三条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为网络用户提供存储、搜索或者链接等单纯网络技术服务时，不承担与著作权或相关权有关的信息审查义务。”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的网络侵权条款是移植美国避风港规则的产物，该款条文虽然没有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不负审查义务，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解释该条时，明确指出：“提供技术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没有普遍审查义务。”

司法上，最高院的《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对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主动进行审查的，人民法院不应据此认定其具有过错。”

最高院明确指出：“不使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一般性的事先审查义务和较高的注意义务。”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试行）》第十七条规定：“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搜索、链接、P2P等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他人利用其服务传播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是否侵权一般不负有事先进行主动审查、监控的义务。”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电子商务侵害知识产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一般情况不承担交易信息合法性的监控义务，不能仅因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按照相关管理要求进行交易信息合法性的事前监控，或者客观上存在网络卖家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就当然认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侵权行为存在。”因此，电子商务平台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一种，也不应承担审查义务。

针对电子商务平台的假货现象，我国现行《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是目前网络交易平台销售假货责任判定的主要法律依据。

该条第一款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此款所指的电子商务平台是实际参与交易、直接提供商品或服务的销售者，而非中立的第三方平台，承担的是直接侵权责任。类似规定还见于现行《商标法》第五十七条以及《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五条，其明确规定：故意为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提供网络商品交易平台的，属于商标直接侵权行为。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该两款中，电子商务平台未参与销售环节，只为卖家提供中立的平台服务，其承担的是在知道侵权行为的情况下，未及时采取合理措施的间接侵权责任。该条实际上借鉴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十四条至第十七条规定的网络服务提供者“通知－删除”规则，是移植美国避风港规则的产物。此外，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第三十六条后两款的知道规则借鉴了《德国规定信息与服务的一般条件的联邦立法》，反映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网络空间的安全保障义务，将德国法上的安全保障义务扩大解释到网络侵权领域。

从电商平台在合同中告知用户不得侵权、开辟投诉平台、制定售假处罚规则等行为可推知电商平台与直接侵权人之间并无共同的故意，亦无意思联络，主观上没有引诱、教唆或帮助卖家侵权的`故意，也未实施客观的引诱、教唆或帮助行为。

有学者主张网络服务提供者构成侵权是因为其未履行“采取必要措施”的法定义务,故与卖家的侵权责任是相互独立的两种责任，认为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的行为可能承担替代责任，且必须符合两个构成件：（1）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对直接侵权人具有控制的权利和能力；（2）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获取了经济利益。

但是，我国尚未建立起美国的替代侵权责任理论，不能仅仅根据电商从卖家处收取了费用而认定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事实上，电商平台收取的费用是提供电子交易的服务费，而非特定交易行为的费用。因此，我国电商平台也不承担美国司法所构建的替代责任。

关于卖家实际不构成侵权，但网络交易平台收到通知后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措施后，是否应当对卖家承担责任的问题，目前我国立法认为电子商务平台不存在明显过错的情况下，其不承担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表明人民法院支持网络服务提供者以“收到通知”为抗辩，第七条规定：“其发布的信息被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措施的网络用户,主张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以收到通知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措施的网络用户,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通知内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对于“通知－删除”规则的适用，2011年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职能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若干问题的意见》要求：要维护“通知与移除”规则的基本价值，除根据明显的侵权事实能够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具有明知或者应知的情形外，追究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赔偿责任应当以首先适用“通知与移除”规则为前提，既要防止降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过错认定标准，使“通知与移除”规则形同虚设；又要防止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第三方利用其网络服务侵权消极懈怠，滥用“通知与移除”规则。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从维护消费者知情权的角度，注重网络交易平台的信息披露义务与责任。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消费者可以向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即平台在不能提供卖家信息时，应先承担赔偿责任，再向侵权卖家追偿。

近期，在“互联网＋”行动下，国务院及各部门尤其重视对互联网领域侵权假冒行为的治理，颁布了多项国务院规范性文件，包括：《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互联网领域侵权假冒行为治理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内贸流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贯彻实施质量发展纲要2015年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加强网络市场监管的意见》、《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网络交易平台服务规范》、《网络零售第三方平台交易规则制定程序规定（试行）》。

2014年施行的《网络商品交易管理办法》第二章是关于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的特别规定，要求：“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对申请进入平台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体工商户的经营主体身份进行审查和登记，建立登记档案并定期核实更新，在其从事经营活动的主页面醒目位置公开营业执照登载的信息或者其营业执照的电子链接标识。

在协议中明确双方在平台进入和退出、商品和服务质量安全保障、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建立平台内交易规则、交易安全保障、消费者权益保护、不良信息处理等管理制度，且各项管理制度应当在其网站显示，并从技术上保证用户能够便利、完整地阅览和保存。

对通过平台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者及其发布的商品和服务信息建立检查监控制度，发现有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的，应当向平台经营者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报告，并及时采取措施制止，必要时可以停止对其提供第三方交易平台服务。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采取必要手段保护注册商标专用权、企业名称权等权利，对权利人有证据证明平台内的经营者实施侵犯其注册商标专用权、企业名称权等权利的行为或者实施损害其合法权益的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应当依照《侵权责任法》采取必要措施。”

《办法》为营造更加成熟、规范的网购环境提供法律基础，要求电商平台承担更多的责任与义务。

对于食品、药品、化妆品等涉及公众生命、健康的特定商品的互联网经营行为，法律对平台赋予了更严格的责任与义务。《互联网食品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均要求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依法对入网化妆品生产经营者进行资质查验、实名登记，履行报告、停止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等义务。

2015年11月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互联网领域侵权假冒行为治理的意见》为加强互联网领域侵权假冒行为治理，营造开放、规范、诚信、安全的网络交易环境，促进电子商务健康发展，要求落实电子商务企业责任。指导和督促电子商务平台企业加强对网络经营者的资格审查，建立健全网络交易、广告推广等业务和网络经营者信用评级的内部监控制度，制止以虚假交易等方式提高商户信誉的行为，建立完善举报投诉处理机制，实施侵权假冒商品信息巡查清理及交易记录、日志留存，履行违法犯罪线索报告等责任和义务，配合执法部门反向追溯电子商务平台上的侵权假冒商品经营者。指导和督促电子商务自营企业加强内部商品质量管控和知识产权管理，严把进货和销售关口，严防侵权假冒商品进入流通渠道和市场。落实网络服务商责任。督促网络服务商落实“通知-删除”义务，对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假冒行为的网络信息，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

我国司法实践中关于电商平台对售假行为的责任主要为商标侵权纠纷，侵犯著作权、专利权的案件次之。此外，基于对商标权、著作权、专利权不同的审查难易程度，平台对专利权属的审查难度最大，其免责条件的范围也更大。

分析我国的司法案件的审理结果，可知：

首先，电商平台的性质不属于内容提供者、直接的销售者，其可能承担的是间接侵权责任。而平台承担间接侵权责任的理由在于电商平台对卖家、店铺负有的监督、管理、审查义务。

其次，电商平台经营者对其平台上的侵权不承担主动发现并处理的义务，但是应当为防止和制止知识产权侵权、销售假货等行为承担提醒告知的注意义务、提供消费者、权利人投诉渠道以及对卖家的身份审查的合理注意义务。

平台经营者的提醒义务表现为制定平台网络运营规则，并在规则中制定知识产权条款告知其平台上的卖家不得销售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商品、不得发布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商品信息。身份审查义务则体现在平台经营者是否依法审核了平台上卖家用户的身份证明、权利证明等资料，是否进行了实名认证手续。

最后，在确定平台是否承担侵权责任时，平台经营者可以根据“通知－删除”规则来主张免责，即平台经营者知道假货的存在后是否采取了断开链接、删除商品信息、下架商品等措施。

如果平台经营者收到权利人明确、具体指向侵权信息的警告函、投诉后，及时进行积极、有效的处理、回复，删除链接、关闭店铺等措施，则平台经营者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不承担连带侵权责任。

从合同义务上看，如果电商网站销售假货，消费者是有权要求退货的。对于是否可以获得赔偿，要看电商网站之前是否做出相关承诺。

目前消费者在维权中最关键的环节是：

2、是否能够证明货品购买的来源。有些消费者在购买商品之后，把发票等关键证据丢掉，维权就会有一定的问题。

在假货的认定上，某些假货，例如化妆品与真品之见的区别比较模糊，而且缺乏专业的鉴定机构，认定可能存在一定的困难。在这个问题上，不建议采用事后维权的方式来解决。消费者在购买时，应该注意一些事前事项。

例如最好选择电商网站的自营产品。目前有些电商平台开放给第三方商家，在对商品的把关上，不如对自营产品那么严格。消费者也应当有一定的防范意识。

如果最终诉诸法律，虽然成本会比较高，但是从法律条文方面看，消费者有法可依。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的条文支持消费者的维权。

虽然电商平台给人们带来了许多的便利，但是电商平台也有其弊端，假货频频通过电商平台进入市场，然后被消费者购买，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严重影响了市场秩序。消费者在电商平台买到假货后应该通过以上维权方式积极为自己维权，切勿放纵这些违法行为。律图有在线律师，如果您有任何的疑惑，欢迎您随时咨询。

在鉴别假货的问题上，不建议采用事后维权的方式来解决。消费者在购买时，应该注意一些事前事项。

媒体报道称电商网站的供应商存在造假行为，而电商网站对消费者的投诉置若罔闻。如果不幸在电商网站买到假货，应当如何维权?

目前消费者在维权中最关键的环节是假货的认定;是否能够证明货品购买的来源。有些消费者在购买商品之后，把发票等关键证据丢掉，维权就会有一定的问题。

在退货问题上，法律明确规定，依法经有关行政部门认定为不合格的商品，消费者要求退货的，经营者应当负责退货。

对于是否能够获得赔偿，法律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经营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经营者给予所受损失二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经营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经营者依照本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一条等法律规定赔偿损失，并有权要求所受损失二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

三、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如何加强

1.源头采集：推进电子商务的税收登记和纳税申报

税收数据的收集对于解决大数据时代的电子商务税收征管问题至关重要，相应纳税主体必须在涉税信息的供给中承担相应的义务。在此方面，我国应当依据相关信息流、现金流和货物流来明确纳税主体、征税对象的性质、纳税期限和地点，通过完善电子商务税务登记，规范电子发票发行，减少偷逃税现象，深化电子税务稽查工作。尤其是在信息的源头监管领域，必须做好税收登记工作，鼓励纳税人自主申报相关涉税信息。

首先，我国应不断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在未来的《电子商务法》、《电子商务税收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当中明确电子商务服务商协助税务机关处理涉税信息的义务，并对它们协助税务机关进行涉税信息管理提供明确的规则指引，要求纳税人在办理了上网交易手续之后必须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电子商务的税收登记，取得专门的税务登记号。与此同时，税务机关则应对纳税人申报有关网上交易事项进行严格审核，逐一登记，并通过税务登记对纳税人进行监督和治理。其次，还应做好税务登记的公示工作，尽可能多地公开原始数据，以方便公众在网上查询相关信息。以广东省地税局为例，目前该省地税局正依托大数据平台逐步推动透明税务局的建设，公众在网上既可以查询广东全省税收总收入、分地区分税种收入，也可以查询企业缴税情况、个人所得税、社保费、欠税公告、纳税信用等级、电子发票查验、纳税人状态等数据。[可见，不断推动税务信息的“透明化”是提高纳税人遵从的重要方式。在具体公示方法上，则可以采取这样的做法：对于自建网站开展电子商务活动的企业，可以要求其将税务登记在网站上永久展示；对于利用第三方专用电子商务网站开展电子商务活动的企业，则应要求在商家介绍处展示税务登记信息，推行实名制个人电子商务经营等，完善电子商务条件下的税务登记制度。最后，在大数据时代，还应不断加强对纳税人自主申报的制度激励。当前，我国纳税人自行申报的制度依旧不完善，根据《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试行）》的规定，只有年收入12万以上的纳税人才适用自行申报制度，其他纳税人缴税依然依托税务机关的“检查”来进行征收，这就带来了畸高的税收征管成本。因此，我国应不断推进以“行政强制力为支撑”的税收征管向以“纳税人自行申报、自行遵从”为支撑的税收征管模式改进，通过推动税收立法制度改革来激励纳税人自行申报纳税信息，最终促使纳税人自觉、诚信纳税。[14]

2.即时追踪：建立电子商务的税收代征与数据交换制度

电子商务通常会改变传统商务的交易形式及交易内容，例如将有形产品变为无形产品，将文字服务转变为数字化信息服务等，因此，与传统交易相比，电子商务交易将由于“中间环节”的缺失而无法监测到具体交易信息，进而造成税基的日渐缩小甚至消失。加上网络交易的电子化和网络银行的出现，税务机关在查清供货途径和货款来源时难以明确是应当征税还是免税，也带来了电子商务与传统商务中纳税人税负的不公平。有鉴于此，我们应当从搭建“中间桥梁”，推进电子商务税收的法定“代征”制度以及不断加强税收数据的信息共享和交换制度入手，不断强化电子商务税收的征管。

第一，应逐步建立起电子商务领域的法定“代征”制度。当下，我国电子商务征税之所以举步维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税收来源的难以监控。以C2C模式为例，每一个网络交易平台都会推出自己的电子商务支付信息，以此作为第三方来管理支付结算，以确保电子支付的方便与安全。在这种模式下，处于“中间位置”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反而容易对个人网店的经营规模、账目往来信息以及交易额等信息轻易地掌控。因此，我们可以依据网络支付第三方掌握的特点，建立由网络支付平台（支付宝、财付通、快钱支付、网上银行）进行代缴代征税款的法定机制，由税务主管机关依法委托相关的网络支付平台代征有关供货方，特别是无税务登记的供货方从事网络交易的税费，以解决征税难的问题。[15]具体操作上，我们可以以淘宝为例，将第三方代缴电子商务税收的流程规范如下：由买家在购买货物后付款给支付宝，等确认买家收货后，直接将支付宝中的税款进行扣缴。

第二，应逐步推动电子发票在网络交易中的使用。电商交易在更新了交易模式的同时，也使我国传统“以票管税”的征管模式受到了冲击，在此背景下，以信息为载体的电商交易亟须通过“电子发票”这种新的发票样式来进行管理。电子发票正是信息时代发票形态及服务管理方式变革的新产物，它是储存信息系统的电子记录信息，采用的是全新的无纸化发票形式。它的推出打破了网络交易没有发票的“潜规则”，既为电子商务交易的公平性和安全性奠定了基础，也填补了发票管理与税收管理的空白。借助电子发票的使用，税务机关可以对发票的流转、贮存、查验、比对进行全方位的管理，进而能够实时掌控相关电子商务的交易信息，发挥电子商务的税收集聚效应，因此，我国应在当前电子发票大力试点的背景下，推广电子发票在电子商务交易中的使用。第三，应着力推动大数据时代的信息共享机制建设。伴随着科技与信息化的发展，信息共享成为大数据时代的必然趋势和选择，税收数据作为大数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须加强“信息管税”建设，推动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正如电子商务需要第三方支付平台一样，税收征管同样需要第三方辅助平台，在我国，税收征管辅助平台主要是“中国税收征管信息系统（CTAIS）”。然而，尽管该系统已在全国大部分省市上线成功，涉及的税收收入占全国的70%，但现有的许多数据流程依然流于表面，无法发挥该系统在电子商务税收征管中的优势。有鉴于此，在大数据时代，税务部门必须在确保数据可获取的前提下加强信息化建设，尽早实现在网上与银行、海关、网上商业用户的数据连接，对企业的生产和交易活动数据进行有效地监控，推动信息核查、监控的“网络化”。在跨境电子商务领域，还应尽早与国际互联网实行全面连接，达成税收交换与纳税遵从协定，通过与各国税务局的网上合作，防止电子商务领域的税收流失，打击逃税、漏税。

3.后续监管：建立电子商务税收数据的风险评估与管理机制

为防止“信息偏在”和增强税收数据的确定性，我国还应在纳税人自主申报和法定代征的基础上，积极开展电子商务数据分析、比对，做好税收数据的风险评估和管理。首先，税务机关应当建立网络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有效关联，将电子商务企业纳入省局预警评估系统，定期发布风险预警信息，将电子商务纳入正常的税源监控范围，进一步减少税收流失。其次，作为信息管理的主管机关，税务机关在信息处理过程中，应当遵守“正当程序原则”，采用科学、合理的管理程序与管理方法，以避免信息和相关数据在管理的过程中遭到篡改和扭曲。对此，为了既方便税务机关使用相关涉税信息，又方便利益相关方查询相关信息，可以在大数据的管理中引入加密的设置，为税务机关和利益相关方提供密钥或解密的技术支撑，以防止信息受到非法查询、篡改或删除。最后，法律责任是制度实施的保障，在大数据的平台之下，如果税务机关违反了相关涉税信息管理保密义务而对电子商务领域纳税人的信息进行违法披露的，应当承担相关的行政责任，且应当对纳税人所造成的损失进行合理的行政赔偿；而如果是税务机关之外的第三方非法披露和侵犯纳税人的涉税信息的，则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以弥补对纳税人合法权益所造成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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