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给大家聊聊关于版权交易平台所面临的困境，以及数字出版的完善法律制度对应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哦。

本文目录

1. 暴风集团黯然退市10日摘牌,股东们即将面临的是什么
2. 初创企业怎么避免知识产权的风险
3. 数字出版的完善法律制度

一、暴风集团黯然退市10日摘牌,股东们即将面临的是什么

1、暴风集团摘牌后，股东投的钱肯定是血本无归，就算早前逃出来的股东也是亏损了不少钱。根据最新的公告，暴风集团于9月开始退市整理，一个月后，已经整理完毕，公司将于11月10日正式被深交所摘牌。仅仅用了五年的时候，暴风集团就从A股明星走向了退市小丑，其市值最高的时候，竟然有四百亿，而如今被摘牌只有1亿的估值。从当年模仿乐视，走多元化路线，不断累积债务，再到最后爆雷，暴风的开始和乐视一样，它的结局也和乐视一样。

2、说起暴风影音，那是比爱奇艺，腾讯还要更早的网络视频平台，曾经还和土豆，优酷三分视频行业的天下。但没想到后起之秀，愈走愈强，老牌企业却成了炮灰。分析人士表示，暴风虽然业绩低迷，但也不至于闹到退市这个地步，真正让暴风崩盘的是2016年对英国体育版权公司MPS的收购。这场收购不仅以失败告终，交易过程中，创始人还因为涉及行贿，被抓入狱，牵连了一众的金融机构，最后暴风落得一个人走楼空，企业最后还是退市了。

3、风利用杠杆撬动50亿资金，收购了这家英国体育版权公司，结果这家公司在收购后，因为经营不善直接宣布破产，而暴风投入的钱也血本无归，甚至连带借给它钱的多家金融基金都遭遇资金困难，最终不得不起诉暴风然后创始人冯鑫又因为行贿时间被判入狱。

4、创始人入狱，公司面临诉讼和财务困境，直接导致暴风集团无法出具2019年的财务报告，所有证监会也直接暂停了上市，经历过数月的调查，最终决定将其摘牌取消上市。一代A股明星企业，也因此堕入了破产的边缘。

二、初创企业怎么避免知识产权的风险

1、企业知识产权的风险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是密不可分的，贯穿企业的全过程。根据企业研发、生产、销售三个阶段经营活动的不同特点，将知识产权风险结合经营业务的阶段进行分解，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2、研发活动是企业推出新产品获取市场竞争优势的基础环节，在研发项目的立项、研发路线的确定、研究成果的保护等不同阶段都涉及到知识产权风险。

3、一是在研发立项论证时未进行专利信息的详细检索，导致辛辛苦苦投入大量经费，自主开发获得的研发成果却不能使用，否则就构成侵权。这种例子发生在出口外贸企业较多，国内某大型汽车零部件厂积极开拓国外市场，开发了一种汽车电动助力转向器，国外市场需求强烈，但采购方要求其出具一份知识产权证明，这时企业才发觉由于当初没有进行知识产权信息检索，辛辛苦苦搞出的产品国外已经有专利保护了，这就意味着国外的市场已经被他人占领，上百万元的研发投入都白白浪费。

4、二是研发完成时，开发出的新技术或产品不进行有效保护，导致被限制使用的风险。很多企业开发了新产品，不及时申请专利保护，往往等到他人先下手圈地后才慌了阵脚，后悔当初没有申请专利保护。江苏某上市企业，开发出一种新型的羰基化生产醋酸的改进方法和装置，可促使原有规模装置的生产能力提升2倍以上，但企业作为技术秘密进行保护，未对外公开。而其国内市场的竞争对手保护意识较强，2003年抢先一步将此技术先申请专利保护，由于发明专利申请公开有一定的滞后性，一般专利申请18个月后才能公开，所以直到2005年1月竞争对手申请的专利公开后这家企业才意识到面临的威胁。2004年底该企业以该项专利为核心技术的二期工程已通过立项审批，即将开工建设，二期工程的顺利投产将绝对固定这家企业在国内市场的龙头地位。但谁知这半路杀出的程咬金使得这家企业处于极端被动的处境，竞争对手专利的授权就意味着这家企业总投资8个多亿的建设项目必须停产，否则就是专利侵权，唯一退路就是寻求对手的和解，争取专利许可，这可谓一招失算，招招皆输。

5、三是国外专利权人对国内企业部署的专利陷阱，更成为国内成功企业面临的知识产权风险的重地。国外专利权人通常采取放水养鱼的战术，往往不是一开始就告你侵权而是等国内企业的产品市场成熟了，再开始制约你，小至打火机、拉链等日用品，大至移动通信、半导体等高新技术，国外企业在国内外都布好了专利地雷，日本YKK公司占据中国拉链专利申请总量的74％，移动通信等十大高新技术领域国外专利申请占据总量的80～90％，国内企业任一创新都可能遭遇知识产权风险。国内眼镜配件制造行业的龙头企业浙江康华眼镜有限公司在历经了十余年国外市场冲刷逐渐成长后，2007年就遭到了德国企业的侵权指控。

6、四是产学研合作中企业的知识产权权属未能得到明确规范，导致自树竞争对手的风险。产学研合作是目前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一种重要形式，企业的产品开发经常是多方努力的结果，因此各方在这个产品中可能都拥有一定比例的知识产权。由于研发合同中未对知识产权权属和风险进行明确，往往导致形成的知识产权的归宿和使用范围等都存在知识产权风险。如果研究机构只是将形成的专利等知识产权成果普通许可给企业使用，此时就存在研究机构将知识产权成果重复许可给第三方使用的风险，或者产学研合作的成果为多个权利人共有，且各个权利人均有实施能力，就该专利权的实施各权利人之间便不可避免地存在竞争关系，甚至演变成恶性竞争。

7、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涉及的知识产权包括：专利、商标、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商业秘密，如专有技术、加工工艺、生产设备改进方案、生产信息、采购与加工合同、生产控制软件、产品造型、特有商品装潢等。

8、企业在采购过程中，往往不重视对供应商及所采购产品的知识产权状况进行评价与确定，很少要求供应商提供涉及的知识产权权属证明。特别在委托加工、来料加工等对外协作生产的过程中，由于在采购组装的过程中未对涉及的知识产权进行规范，明确代工过程的知识产权权责，往往埋下了侵权的炸弹。例如委托加工的产品包含专利技术，但定作人或委托人不是专利权人，也没有获得专利实施许可权，则承揽人或加工人很容易掉进侵权的法律陷阱，陷入侵权诉讼而遭受损失。2007年全球最大的电热水壶温控器制造商英国的施特里克斯公司状告国内好妈咪电器厂及其供应商等多家小企业侵犯其专利权，由于贴牌生产就是通过购买各种原材料，然后组装起来，完成未贴品牌的“白机”产品的制造过程。在整个“白机”产业链上，很多企业根本不对其中涉及的知识产权进行明确规范，权利和责任都是一笔糊涂帐，一旦产生侵权纠纷就相互推诿，最终却都难辞其咎。

9、对新技术、新产品的使用，尤其是企业独家定制的原料和设备等事宜，由于处于试制或小规模生产，企业一般都未明确供方的保密和知识产权保护责任。特别是大量中小企业在配套加工中，根据主机厂商的要求自主开发出来的新样品试制时由于面临强大的市场竞争压力，更是难以对主机厂商提出知识产权保护要求，导致企业知识产权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江苏丹阳有600多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新灯具的开发往往是根据整车厂提的要求，各配套厂自行设计开发，但订货合同中明确规定整车厂也享有配套厂开发的产品的知识产权，且可以许可使用，这就意味着整车厂可以再找另外的企业生产这种产品。所以整车厂更换配套企业的例子不断发生，往往是一家企业开发出新品，一批企业跟风模仿，带来的后果是最早投入开发的企业吃亏最大。

10、企业在贸易过程中涉及的知识产权包括：专利、商标、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商业秘密，如营销策略、营销合同、市场宣传和推介方案、特有商品装潢等。

11、产品的外观设计未进行事前保护，导致为他人作广告宣传，开辟市场。企业在产品销售前要根据市场进行产品的外形或外观包装设计，独具匠心的商品装潢能成为产品的特有标识，为产品市场开拓打开渠道，往往很多企业在推出产品初期未对特有商品装潢进行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如申请外观设计专利、注册商标等。当产品占据了一定的市场，出现仿冒者时才想起保护，由于事前没有进行有效的法律保护缺乏没有明确的判定依据，往往导致企业辛辛苦苦开辟的市场被仿冒者轻松分得一杯羹。

12、产品售前的广告说明、销售策略和市场推介方式都是需要进行知识产权保护的重点，这些都是企业推出新产品的杀手锏，如CDMA手机进入市场的销售方式的改变,它绕开了许多中间商而直接由零售商进行产品的销售，具体的销售策略都是每个商家的机密，必须采取有效的保护，才能打好出奇制胜占领市场的一仗。

13、产品营销决策前缺乏必要的审慎调查，未对广告主题词做必要检索，往往导致企业陷入知识产权的困境。2005年上海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与浙江民企蓝野公司对簿公堂。百事可乐不惜耗资上亿元、投放高达20亿元礼品展开“蓝色风暴”营销行动。正在蓝色风暴如火如荼之际，浙江一家小企业蓝野公司却起诉上海百事可乐侵犯自己在可乐饮料上的蓝色风暴注册商标权。2007年5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侵权成立，要求百事可乐赔偿300万元。百事可乐并非在明知有侵权风险的情况下强行实施营销计划，而是在事先没有发现营销行动的主题词已经被注册成商标的情况下为营销行动砸下巨资，最终陷入欲罢不能的尴尬。

14、知识产权风险源于技术、经营、管理等方面的诸多不确定性因素。降低风险的最有效途径是风险防范，实施有效的知识产权管理。

15、知识产权评审包括研发项目立项阶段对相关的技术信息特别是专利的检索和分析评判；研发完成后对成果的保护形式进行评审，确定采取专利或技术秘密等不同保护方式；生产阶段工艺路线的评判，利用专利文献选择较好的工艺路线；采购阶段对供应商的知识产权状况的评价；产品销售阶段对营销方案、广告用语的知识产权调查，对欲注册商标的商标查询等。

16、八戒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在这方面具有成功的实践经验。建立了完善的知识产权评审流程，目的是控制知识产权风险，有效利用专利文献提高研发起点。公司建有知识产权分析管理办法，利用专利检索及分析系统平台，将分析嵌入研发流程的各个环节，主要进行产品和技术知识产权分析、目标国家知识产权环境分析、竞争对手知识产权分析、上下游厂商知识产权分析。通过分析，公司可以有效地进行各个环节的风险控制。

17、企业建立的知识产权档案，包括商标注册、专利申请的相关资料和文件，以及研发活动的研发记录，知识产权评审资料等。一般而言，企业知识产权档案中专利内容应包括从技术研发、试制、申请专利的原始文件、修改过程文件、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专利证书、专利年费交费票据、专利变更文件等，商标内容应包括商标设计文件、注册商标申请文件、商标注册公告、注册商标证书、商标许可合同等。完备的企业知识产权档案，应根据企业知识产权的活动过程和特点进行整理和归纳，才能确保发挥原始的、直接的、完整的法律证据作用，作为防卫侵权诉讼的“盾牌”。这样既可以识别企业本身拥有的全部知识产权，确定知识产权的权属，也可以严格监控市场动态，了解竞争对手最新的产品开发情况和侵权发生现状。当企业知识产权受到侵犯或威胁时利用完备的知识产权档案，积极地参与起诉或应诉。

18、防范措施主要包括对合作方和员工的合同约束。

19、合作方的约束应根据合作的内容对涉及的知识产权权利和责任进行明确规范，利用设置知识产权保证条款来排除企业的侵权责任，减轻可能发生的侵权赔偿责任，这样即使在将来的诉讼中被判决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在诉后依据合同条款向合作方追偿，将侵权风险转移给合作方。在采购环节应明确要求供应商进行知识产权担保，确保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不采购侵权产品。如在给他人做定牌产品时，合同中应明确商标保障条款即对方必须保证其商标合法有效，一旦发生商标侵权，由对方负完全责任。在委托他人为本企业做定牌产品时，合同中应明确专利保障条款，即对方必须保证其使用专利技术或产品的合法有效，一旦发生专利侵权，由对方负完全责任。同时在指定配套厂商或为主机厂商配套时，应在供货合同中，对新技术、新产品的使用，尤其应针对企业独家定制或自主开发的原料和设备等事宜，明确供方的保密和知识产权保护责任，限制主机厂商的知识产权权利。

20、对企业员工的约束主要由于企业雇员的不当行为往往带来丧失知识产权的风险。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例，其技术开发人员对于同样的技术问题，往往会不自觉地重复利用以往做过的设计或技术解决方案。如果该技术人员一直任职于该企业并与企业签订了保密协议，尚不足以造成泄密或侵权的风险。但当其跳槽到同类行业的另一家企业时则会引起知识产权侵权的麻烦。特别是己经与前雇主签订了保密协议的雇员，若违反该协议披露了有关商业秘密，将会引起新雇主与前雇主之间的法律纠纷。为了防止员工使用来自于前雇主的保密信息，包括客户身份、经营方法、潜在客户清单、产品销售计划与服务等，避免企业的重要知识产权随着人员的变动而流失，企业在招聘过程中就应该与雇员订立非竞争或非披露协议，来规范员工的职务行为，防范丧失技术秘密或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的风险。

三、数字出版的完善法律制度

（一）完善数字出版基本法律制度

目前，我国尚未出台专门针对数字出版的法律和行政法规，《著作权法》中也未对数字出版行为进行规制，实践中需要借助《出版管理条例》、《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等出版领域基础性的法律法规对数字出版行为予以规制。因此，在数字出版日新月异的当下，有必要在法律制度构建层面完善对数字出版行为的规制。一方面，以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为契机，在法律条文中明确数字出版物的作品属性、明确数字出版保护的方式；另一方面推动数字出版专门性法律的出台，对数字出版行为的含义、数字出版权利人的权利范围、数字出版涉及的特殊问题等作出更为细致、妥善的安排。

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的差异最终体现在价值增值方式的变革。传统出版价值的实现需借助于传统物质生产方式；而数字出版价值的实现则直接体现在数字化、网络化流程中。

这种逐步摆脱了物质载体和物理空间的数字出版方式，引发了出版行为在获取、制作、发行方式上的变革，这种改变也直接突破了传统出版的概念。在法律上界定“数字出版”的概念，应当关注如下几个要素：首先，数字出版应当是一种合法的出版行为，即数字出版的本质还应当是出版，应当遵守我国出版领域的法律规制，包括出版主体的资质要求、出版物的审查要求和出版内容的限制性规定；其次，数字出版形成的数字出版物应当是经过编辑的、具有特定形态的作品，即数字出版行为区别于一般的互联网服务行为，必须产生为著作权法肯认和保护的作品；最后，数字出版的概念必须突出数字技术和数字化传播手段的特点，尤其是需要强调内容形式、内容制作和内容传播的数字化特点。因此，笔者认为，参考新闻出版总署在《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所给出的概念，我们可以将“数字出版”界定为“数字出版是指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内容编辑加工形成数字化作品，并通过数字化手段传播的一种新型出版方式。”

当前数字出版的发展方向是由单纯的作品数字化向数字化复合出版发展，多媒体的表现手段成为数字出版的发展趋势。然而，多媒体的法律属性一直没有明确，著作权保护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所谓多媒体，“是指以计算机系统为核心，融合了数据、文字和图形处理以及音频、通信等技术，从而具有将文字、数据、图形、图像、声音等多种信息同时或交替表达、交流以及分析处理能力的结合体。”

简而言之，多媒体应当具备多元素结合、信息技术辅助和交互式使用的特点，其包含的文本、图片、声音等元素本身可以成为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类型，但是对于这些元素的结合所形成的综合体，著作权法没有明确其应属的范畴，对于一部分运用多媒体方式进行数字出版的出版物，一时在著作权法上难以找到恰当的所属类型。有相当一部分的学者认为应当将多媒体作为一项新的作品类型加以规定和保护。这已经在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立法中得到了体现，诸如日本的《量子媒介法》、德国的《信息和通信服务法》等。

在我国著作权法修改推进过程中，宜增设“多媒体作品”为一项全新的作品形式。在法律修改之前，可通过发布行政法规的方式，明确多媒体作品的定义和保护方式，并将符合多媒体性质的数字出版物纳入到“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的范围。在法律尚未修改、行政法规尚未出台之前，对于多媒体类数字出版物可以参照著作权法中有关“汇编作品”的规定进行初步保护。

数字出版者是数字内容的传播者，其主体包括传统的出版商、技术提供商和平台提供商等，其对数字内容的形成和传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直到数字时代的到来，传播者从来没有在著作权价值和功能实现过程中介入如此之深，发挥作用如此之大。正如上文提到，作为资金、渠道和技术的投入方，数字出版者作为数字出版过程中举足轻重的一方介入到数字出版物的产生、数字出版物的传播以及数字出版物的价值实现过程中。但是，与数字出版者在数字作品形成过程中所起作用不相符的是，我国在专门保护传播者的邻接权制度中，并没有提出对于数字出版者的保护，甚至对于传统出版者的保护也较为有限——仅规定了出版者的版式设计专有使用权，而且在我国的立法实践和大多数学者的观念中，版式设计专有使用权应该限于保护印刷版本整体，而不涉及原版的图形标识。

在数字出版条件下，对于数字出版物中特定元素的使用相对较为便捷，数字流媒体成为出版的主流，数字出版物往往加入了互动性，在数字出版物进入使用者的终端时，会自动根据终端的情况（如，终端屏幕的大小、分辨率、形状）调整数字出版物的版式，使用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习惯调整数字出版物的布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仅对数字出版者提供“整体版式设计”的专有使用权，将不能有效反映对邻接权人经济投入的回报。因此，在著作权法进行修改过程中，我们应当将数字出版者的权利范围予以扩大，在整体的“版式设计专有使用权”之外，赋予数字出版者以下一些权利：一是复合出版权，即数字出版者有权禁止他人以其数字出版物为蓝本制作生成其他数字格式下的出版物的权利；二是内容再提取权，即数字出版者有权禁止他人以任何方式将数字出版物中的素材内容全部或核心部分实质性地、再现性运用于其他出版物中；三是反复利用权，即数字出版人有权禁止他人未经许可复制、传播数字出版物的全部或核心部分内容。

法定许可制度是一种非自愿的许可制度，是著作权取得过程中对授权许可制度的重要补充，其更多地体现为经济上、效率上的考量。正如波斯纳所言，在一般情况下，市场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最为有效地手段，但是在市场决策成本高于法律决策成本的情况下，资源配置问题应由法律制度来解决。

法定许可制度的出现正是为了解决版权保护和版权价值实现之间的不匹配，通过国家法律强制性的介入来实现利益最大化。我国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在著作权法中有明确的规定。

著作权法第23条、第33条第2款、第40条第3款、第43条第2款、第44条对为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国家教育规划而编写出版教科书、出版者权的法定许可、表演者权的法定许可、录音录像制作者权的法定许可和播放者权的法定许可等情形进行了规范，授予了相关的传播者无需经权利人授权而享有使用作品的权利，但需要其支付相应的报酬。在这五种法定许可中，有一种显得比较特殊，即对于出版权的法定许可，在作者通过事先声明保留的情况下，法定许可制度将不可适用，对于这种不是很彻底的法定许可制度，有学者称之为“准法定许可制度”，也有学者认为应当被认作“默示许可制度”，在本文中笔者将其称为“准法定许可制度”以便于论述。

根据数字出版海量授权需求以及价值实现特性，应当拓宽数字出版权的“准法定许可制度”适用的情形、适用作品的类型，同时改良授权条件的形成方式和适用条件。首先，应当拓宽“准法定许可制度”的适用范围，其不应仅仅限于纸质这种有类型，应当实现纸质与数字化样态之间的双向互通，实现纸质媒介与数字化媒介的相互转载、摘编许可。即数字出版条件下的“准法定许可制度”应当适用于纸质媒介之间、数字化媒介之间和纸质媒介于数字化媒介之间相互转化的各种情形。其次，应当扩大“准法定许可制度”适用作品的类型，现有制度仅仅适用于文字作品等平面作品表现形式，对于多媒体集合形式的数字出版物而言，将这种转载、摘编行为拓宽到录音制品、录像制品、摄影作品、计算机软件等作品形式将是真正发挥“准法定许可制度”价值的必然要求。再次，应当借鉴“出版公告制度”，将授权条件的确定更加公开化、公平化，即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数字出版商“应当在提供前公告拟提供的作品及其作者、拟支付报酬的标准。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著作权人不同意提供的，数字出版商不得提供其作品；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著作权人没有异议的，数字出版商可以提供其作品，并按照公告的标准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数字出版商提供著作权人的作品后，著作权人不同意提供的，数字出版商应当立即删除著作权人的作品，并按照公告的标准向著作权人支付提供作品期间的报酬。如果无法找到作品的著作权人的，可以将报酬支付给相关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最后，限制“准法定许可制度”的适用条件，尤其是应当明确所使用作品应在超过第一次出版的盈利周期之后才能适用法定许可制度，这样才能保证前一次出版行为的经济利益得到充分保障，也能确保法定许可制度这种非自愿许可行为不会过度侵犯授权许可这种自愿许可行为的利益边界。但是，具体时间限制性条件的确定，应当经过充分的论证，有学者认为这个时间规定为半年为宜，但笔者认为可以更短。

权利人取得权利的途径往往有两条，一条是通过授权许可这种自愿许可方式获得，另一条是通过法定许可、强制许可等非自愿许可方式获得。目前，我国数字出版非自愿许可制度较为滞后、适用条件较为严苛，如何拓宽授权许可的通道和途径、创新授权许可的方式将成为现阶段解决数字出版商内容需求旺盛和授权效率低下的矛盾的必由之路。考察现有的权利授权模式，主要有直接授权、间接授权和默示许可这三种类型，这些授权形式大多是封闭式的授权模式，造成权利拥有者长期处于待价而沽的状态，而权利需求者则面临着无米下锅的信息不对称状态。权利拥有者和需求者之间的上述关系不利于授权许可活动的开展和版权交易的繁荣。

为解决上述难题，一种被称为知识共享许可协议（Creative Commons协议，简称“CC协议”）出现在人们视野中，这为数字时代知识共享和传播带来了福音，同时也为数字出版的授权模式探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广义上讲，CC协议是授权要约模式的一种，是由知识共享组织于2002年12月发布的一系列著作权许可协议构成，供广大社会公众免费自由使用。该协议目的在于帮助文学创作者、艺术家、曲作者等创作者在自己创作的作品上标识自己作品的权利状态，并向其他使用者提示自有使用的范围。该协议由“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禁止演绎”和“相同方式共享”等元素构成，根据特定的规则组合后CC协议主要有六类核心许可协议，分别是：“署名—非商业使用—禁止演绎（by-nc-nd）、署名—非商业使用—相同方式共享（by-nc-sa）、署名—非商业使用（by-nc）、署名—禁止演绎（by-nd）、署名—相同方式共享（by-sa）和署名（by）。”

以“署名—非商业使用—禁止演绎（by-nc-nd）”协议为例，其是指他人只要注明作者的姓名并与作者建立链接，就能合法使用并与他人共享该作品，但是使用者不能对作品做出任何形式的修改或者商业性质的使用。在作者创作完作品后，可以选择 CC协议所提供的任何一种范本，在完成选择之后系统将会生成三种表述方式的许可协议，分别是普通文本、法律文本和元数据，提供给作者在不同情况下进行使用。

自2002年以来发布，CC许可协议以来，知识共享组织已对其进行了三次版本修订，目前最新的版本（CC协议3.0版本）更新于2007年初，4.0版本的公开讨论正式在进行中。

与此同时，CC协议的本地化工作也在不断的推进，2006年3月29日，中国大陆版2.5版CC系列许可协议在北京发布，CC中国大陆项目官方网站也开通运营。

如今，网易、搜狐、腾讯等门户网站以及专业视频网站在网页终端或者手机终端上陆续开辟了“公开课”平台，这些公开课平台提供了大量包括耶鲁、牛津、斯坦福在内的多所著名高校提供的免费教育资源，极大地便利了公众对于高质量、低成本学习资源的获取。这些公开课平台所使用的资源就是国外采取CC协议发布的开放教育资源（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OER）。可以说，CC协议引入中国后已经影响着中国人文化消费生活，并将有助于繁荣我国的文化产业。实践证明，在数字出版过程中倡导开放式的版权自助服务协议，采用CC协议这种知识共享型的许可协议，将能够有效保障作者版权的保护和价值的实现。

数字出版带来大量频繁的版权贸易需求，这种高频率的海量版权授权需求催热了人们对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追捧，寻求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突破成为了人们解决数字出版授权困境的主要途径。“著作权集体管理是指一定的社会组织对著作权人不便自己行使或难于事先的权利进行的统一管理。它是通过代表著作权人的集体管理组织，授权作品的使用者使用该组织成员的作品，并收取著作权使用费分配给著作权人的一种社会行为。”

各国著作权法中对集体管理的权利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权利人将权利授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二是著作权法规定某些权利强制由集体管理组织行使；三是延伸性集体管理。

在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赋予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代为签订许可使用合同、收取并转付使用费以及代为进行诉讼的权利，这些以授权为基础而衍生的著作权集体管理职能在数字出版条件下将很难适应现实需要，引入延伸性集体管理已经成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进一步完善自身职能、权利人更加充分地实现作品价值、出版商更加高效地实现获权的必由之路。

“延伸集体管理，即集体管理组织在向使用者授权许可使用时，不仅有权许可会员的权利，还可以许可非会员的、但法律规定适于集体管理的权利。非会员可以事后不同意集体管理组织的授权，从而禁止使用者进行相关的利用。”

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的建立能够赋予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未得到非会员的授权的情况下，有权与使用者签订的一揽子有效的许可合同，但是应当向非会员分配报酬，同时在非会员事后明确拒绝该种延伸管理的情况下这种管理将无效。这种延伸管理制度是一种受到严格约束的制度，权利人具有较为通畅的“退出机制”，不必担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对权利人权利造成损害或者使集体管理组织形成不合理的垄断地位。在数字出版条件下，面对海量的信息传播、瞬息的传播速度、广域的传播空间，内容授权工作开展若仍然依赖一对一事先授权模式，集体管理制度的优势将荡然无存。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面对井喷式的作品创作环境，要做到全面的事先获权自然不可能，但是使用者在数字出版条件下仍需要拥有一条无风险、能够签订一揽子协议的授权通道，退一步讲能够找到一个通过向特定主体缴付许可使用费从而得以合法使用作品的渠道，以降低出版的侵权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赋予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对于非会员权利的延伸管理权显得格外重要。而且作为全国性的、特定领域内唯一的非营利性著作权管理组织，理应承担起非会员报酬的收取和转付这项工作。当然，延伸管理制度的建立是有条件的，必须建立在较为完善的集体管理制度基础上，一方面集体管理组织必须具有充分的代表性且运作成熟良好，另一方面集体管理机制较为完善，如建立了成熟的许可费收集分配机制、完善的数字处理技术、高水平的国际协调能力等。

因此，在酝酿建立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之初，我国必须出台更为详细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对版权的授权、版税的收取以及版税的分配等内容予以更为具体的规定，以建立起更为完善的集体管理制度。

数字出版的出现，完美地实现了技术与艺术的结合，也为两者的聚变提供了能量释放的平台，使得传统出版内容获得了价值增值的全新通道。“著作财产权的财富性和商品性意味着利益分配和交易的必然性；而著作财产权的传播性和实用性则体现了交易的可行性。”

数字出版本身借助了数字技术、利用数字平台，从而繁荣了数字版权转让市场。在实现数字版权价值增值的过程中，数字版权转让是一种重要的实现方式，完善出版物版权转让，促进版权转让市场的繁荣，将成为构建新时期数字出版法律制度必须关注的问题。

1．推进版权转让公共服务市场化、信息化

一般认为，“版权公共服务是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依据法律规定由版权行政管理机构或政府授权的其他组织在公共领域内围绕版权在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关系所提供的各种服务”，提供上述服务的机构就是版权公共服务机构，一般包括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版权协会、作品登记机构、版权代理机构、版权保护中心、版权交易中心等。版权公共服务可以包括贸易辅助、纠纷解决、信息支持、教育宣传等内容。我国版权公共服务起步较晚，专门针对数字出版版权转让的公共服务更是寥寥无几。完善的版权公共服务能够极大地提高版权转让的效率、降低版权转让的风险，进而大大促进版权交易市场的繁荣。

因此，高质量的版权公共服务、健全的版权中介服务机构、完善的版权公共服务体系将能有效实现版权交易环境的优化。完善版权公共服务，我们需要根据数字出版的特性作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完善市场化运营机制。“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要“坚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在宏观上，通过将一部分竞争性、经营性强的数字版权公共服务项目推向社会，节约资金投入到其他基础性数字版权公共服务中去，在坚持非营利性的基础上，引入多主体的竞争机制和多元化的激励机制，以提高服务的质量、创新服务的内容、扩大服务对象。在微观上，在版权公共服务机构内部引入现代化的管理理念和市场化管理模式，“将董事会制度引入其治理机制。董事会的成立，改变了传统由政府全盘管理和运作公共服务机构的做法，使政府从繁忙的日常工作中解脱，也使公共服务机构的管理向更加专业化、更具效率的方向发展，大大改善了公共服务机构的组织治理机制和管理效率。”

另一方面，完善信息化运作机制。数字出版条件下，版权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版权服务也面临着巨大的变革。首先，版权服务需求产生变革。面对数字出版需求的海量信息和快速传播，版权的权利类型复杂化、权利主体扩大、侵权几率增大、网络取证困难。版权公共服务机构承担的基础性版权服务将极大延伸，全新的版权服务内容将大量涌现，只有利用版权信息化运作机制才能有效面对信息化对版权服务带来的冲击。另一方面，版权服务提供方式产生变革。依靠网络进行版权宣传教育、交易平台建设、信息披露传递，不仅大大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而且方便了权利人的参与和社会的监督。所以，在具体建立版权公共服务机构的过程中，要以国家推动电子政务发展为契机，积极将信息上网，推动无纸化、电子化、信息化运作，以便于数字版权贸易的开展。

2．搭建转让平台，延伸服务的环节和层次

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巨大交易风险已经极大地限制了版权转让市场的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对于数字版权转让而言，我们需要为其搭建一个更为透明、更为可靠的版权转让平台，为转让双方提供更加全面的版权信息、更加安全的交易环境，从而降低交易风险、提升交易效率。版权转让平台应当能提供“四个环节两个层次”的服务来满足社会的需求。

版权转让平台提供的服务贯穿版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四个环节，在创造环节，服务内容主要集中于鼓励创作，通过营造全社会崇尚知识、保护知识产权的氛围来激发作者创作的热情；在运用环节，主要通过交易平台运作、版权评估等方式为版权运用提供便利，通过集体管理组织实现权利的全面保护；在保护环节，主要通过集体维权、纠纷解决等方式提供支持；在管理环节，指导企业进行版权经营管理，制定企业版权战略，提供版权知识培训等服务。上述“四个环节”的服务应相互衔接相互配合。总的来说，以版权交易中心为主体构建起版权转让平台，并提供相应的版权转让服务，将进一步满足数字出版对于版权授权的需求。版权转让平台在数字出版过程中提供的服务可分为基础性版权服务和其他版权服务两个层面，基础性版权服务主要属于保障性的基本服务，市场化能力较弱，不宜推向市场，基本上靠政府财政支持，如版权交易平台搭建、版权纠纷调解；其他版权服务，如版权诉讼代理，可以引入市场化机制减少政府财政在此领域的支出。这种不同层次的划分，有助于我们在优化交易环境过程中，更加有效地利用国家资金，并引导社会对数字版权转让的投资热情。同时，版权转让平台的服务功能应当加强，建立以作品的创作、传播和使用全过程的版权转让平台，并且提供多功能、多范围的版权综合服务技术支持将能够极大推进版权转让的实现，有助于版权转让市场的健全。

近年来，我国版权交易中心发展迅猛，版权转让平台发展势头强劲，但是在数量增加的基础上，应当更加注重质的提升，尤其是自身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的优势的培养。目前，仅北京一个地区就已经出现三家版权交易中心：北京国家版权交易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版权交易中心和北京国际版权交易中心。

因此，当前亟需对于同质性、业务相近的版权交易中心进行整合，力争在全国范围内建成若干个区域性、行业集聚、实力雄厚的版权交易中心。“一个权威的、在线的版权交易平台，将会极大地方便数字版权交易。到时候作为版权买卖双方只需要在这个平台上选取版权然后付费就可以了，让这个平台承担版权审查和信息明确的工作，这样就会使得版权交易规范化。”

由行业内较有影响力的组织牵头搭建数字版权交易平台成为一种有益的探索。如为了帮助报纸和广播公司等媒体从手机及其他无线设备的新闻服务中获得更多利润，美联社决定成立一家数字版权交易中心。该版权交易中心将代理会员媒体的报道、照片及视频的许可谈判事宜。除抽取大约20%的管理费外，其他一切版权收益均归会员媒体所有。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这方面的信息，记得收藏关注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