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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1. 商务服务业的福建相关
2. 汉代城市建设的特点

一、商务服务业的福建相关

当前，福建省经济正处于重要的转型期，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大力倡导发展中间投入少、附加值高的商务服务业，不仅符合福建省产业升级换代的新趋势，而且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同时也是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必经之路。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分工的细化，商务服务业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2007年，福建省商务服务企业从业人员12.23万人，实现营业收入193.38亿元，成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份。2006年全省商务服务业增加值为87.92亿元，占GDP比重为1.2%，对当年福建省经济贡献率达到1.4%，商务服务业逐渐成为推动福建省经济发展的新的着力点。

一、福建省商务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和特点

（一）总体规模不断壮大，各构成行业稳步发展

福建省商务服务业市场潜力巨大，发展迅速，总体规模不断壮大。据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显示，2004年，福建省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数为5199个，从业人员为7.99万人，营业收入为115.07亿元；2007年，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数为8673个，从业人员为12.23万人，营业收入为193.38亿元；年均分别增长18.6%、15.2%和18.9%。

随着经济的发展，福建省商务服务业各构成行业稳步发展。 2005-2007年，福建省商务服务业营业收入年平均增长18.9%。在商务服务业各项构成中，法律服务、广告业增长速度较为迅猛，其余的企业管理服务、咨询与调查、知识产权服务、职业中介服务、市场管理、旅行社、其它商务服务等均呈现稳步增长（见下表）。

2004-2007年商务服务业企业结构变动情况 2004年企业法人单位数（个） 2006年企业法人单位数（个）年均增长(%) 2004年营业收入（亿元） 2007年营业收入（亿元）年均增长(%)商务服务业 5199 8105 24.9 115.07 193.38 18.9企业管理服务 779 1303 29.3 34.39 49.75 13.1法律服务 154 383 57.7 2.22 5.31 33.6咨询与调查 1113 1848 28.9 11.80 17.99 15.1广告业 1191 1867 25.2 16.16 33.70 27.8知识产权服务 86 102 8.9 0.75 0.93 7.3职业中介服务 210 309 21.3 1.33 2.04 15.3市场管理 112 172 23.9 2.04 4.04 25.6旅行社 508 645 12.7 28.85 37.25 8.9其他商务服务 1046 1476 18.8 17.53 42.37 34.2（二）发展形式呈现多元化格局，企业资产增长迅猛

近几年，随着产业分工细化和人们对服务需求的多样化，企业和个人消费中涉及商务服务的内容和项目不断增加，商务服务业发展形式也呈现多样化的格局。2007年福建省商务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中，国有和集体控股企业营业收入占41.3%，私营控股企业占22.8%。特别是私营企业以其运作灵活的特点，异军突起，数量不断扩大，服务品质也日趋专业化，成为商务服务业的一支主力军。2007年，私营企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23.3%。

随着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和商务服务业多样化发展格局的形成，福建省商务服务业发展迅猛，企业资产增长较快。2007年福建省商务服务业企业资产总额为780.74亿元，比上年增长19.4%；固定资产总额为127.82亿元，增长25. 4%。福建省商务服务业总量已初具规模，整体实力不断增强。

（三）经营状况普遍见好，企业景气指数不断攀升

2007年，福建省商务服务业经营状况普遍见好，表现为：1.营业收入稳定增长。2007年商务服务业企业户均实现营业收入为222.97万元，比上年增长26.9%，其中主营业务收入为209.01万元，主营业务成本、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分别为137.61万元和7.30万元；户均实现利润总额为32.99万元，户均应交所得税3.18万元。2.行业盈利能力增强。2007年商务服务业企业利润总额28.61亿元，每万元资产实现利润366.43元，每百元营业收入实现利润14.79元，盈利水平远高于其他服务行业。全省商务服务业企业整体生产经营状况良好，企业对未来经济走势持有良好的信心与预期，近三年福建省商务服务业企业景气指数不断攀升，由2005年第4季度的125.0，提升到2007年第4季度的138.5。

（四）商务服务业在GDP中比重逐步提高，对GDP的贡献率提高

随着福建省经济快速发展和市场规则的逐步完善，市场对商务服务需求不断增加，商务服务业保持旺盛的增长势头，增速高于GDP的增速，其在GDP中的比重逐步提高，已成为拉动福建省经济的新增长点。2005年福建省商务服务业增加值为71.91亿元，占服务业的比重为2.9%，占GDP的比重为1.1%，商务服务业对GDP的弹性系数为1.34；2006年福建省商务服务业增加值为87.92亿元，占服务业的比重为3.1%，占GDP的比重为1.2%，商务服务业对GDP的弹性系数为1.39。福建省商务服务业对GDP的弹性系数大于1，说明商务服务业对GDP的拉动具有弹性，贡献率较高。

（五）商务服务业有力地推动福建省相关产业的发展

商务服务业是一个新兴产业，不仅在引导生产、促成消费等方面效果显著，而且它本身也直接为商业活动中的各种交易活动提供服务，直接促进商品流通与服务交换，并且有着很大的“乘数效应”，有力地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以福建省各地举办的各类会展业为例，福建省每年举办较有影响力的会展达10多场，如厦门“9.8”投洽会、福州“5.18”海交会等等各类大型投资、贸易盛会，不仅已成为各地城市的名片，而且提升了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效果显著。如2007年厦门“9.8”投洽会，福建省共签订各类投资项目84个，总投资23.1亿美元，利用外资21.7亿美元。

（一）消费需求不足，致使福建省商务服务业总体规模与发达省份比仍然偏小

商务服务业与市场消费需求关系密切，福建省商务服务业总体规模小、个体层次低，与发达省份存在着差距，主要原因是受消费需求还不够旺盛的影响。一方面福建省居民服务性消费水平偏低。2007年福建省城镇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为2910.04元，人均消费水平比广东、浙江省分别低1399.49元和1261.08元；另一方面福建省服务性消费程度低。2007年福建省城镇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为26.3%，而同期广东、浙江省分别占30.0%和29.6%。

由于消费需求不足，福建省商务服务业总量规模与邻近发达省份浙江、广东相比，存在着：1.总体规模小。2005年，福建省商务服务业增加值为71.91亿元，只为浙江的1/3、广东的1/10。2.在GDP中所占份额少。2005年福建省商务服务业增加值为71.91亿元，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居第11位，属中上游水平；但当年福建省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1.1%，与全国平均水平1.6%相比，却低0.4个百分点。2005年，福建省商务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1.1%，同期浙江、广东的比重分别为1.7%和3.4%。

（二）市场化和产业化程度低，形成商务服务业企业个体规模小，竞争力弱

商务服务业市场发育不健全，先天不足是影响商务服务业市场化进程的主要原因。从福建省情况看，传统行政理念及大包大揽的做法是影响商务服务发展导致商务服务市场化、产业化发育不良的主要原因。例如，有的部门代替企业招商引资，实际上是政府行为替代了商务服务业中的中介服务业、咨询服务业的功能。由于市场发育不足，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导致产业化程度偏低，商务服务业企业个体规模偏小，竞争力弱。2006年福建省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资产总额在50万元以下的单位有5293个，占单位总数的65.3%；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在20人以下的有7294个，占单位总数的90.0%，其中7人以下的单位数占61.1%；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在50万元以下的有4547个，占单位总数的56.1%。

（三）商务服务业就业不充分，高素质人才紧缺

商务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为社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2004年全国商务服务业法人单位就业人数为427.16万人，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2.0%，福建省商务服务业从业人数为10.27万人，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1.5%，比全国低0.5个百分点，而同期浙江、广东分别占1.6%和2.4%。说明福建省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就业不充分，就业队伍有待进一步壮大。另据调查，2007年，福建省广告业从业人员已达到2.7万人，但是，能熟练了解国际市场、通晓国际广告运作经验和较强沟通能力，具有整合营销、传播、管理人才，并擅长影视广告制作的技能型的复合型人才不足百人。

（四）区域发展不平衡，导致农村商务服务业发展滞后

尽管近两年全省各地商务服务业整体实力都有明显增强，但各地商务服务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距，区域发展不平衡突出。据统计，福建省商务服务业主要集中在福州、厦门等沿海发达城市。2006年，福州、厦门两市商务服务业法人企业单位数占全省的51.2%，其中福州占26.7%、厦门占24.5%，而三明、南平两市合计单位数仅占全省6.6%；2007年福州、厦门两市合计商务服务业的营业收入占全省64.9%。这充分反映出福建省各地商务服务业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山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基础薄弱。特别是福建省农村商务服务发展缓慢，表现为服务品种少，档次低。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显示，福建省商务服务业企业5199个，其中农村486个，占9.3%；个体经营户5982个，其中农村1914个，占32.0%。而农村商务服务的主要内容仍仅限于打字、复印、水果中介、过磅等技术含量低的商务服务，一些有组织的农产品行业协会、农村企业管理商务服务比较缺乏。如三明市调查的58家农村商务服务企业中，法律服务企业仅有2家，公证服务、咨询与调查企业没有；调查的105户农村商务服务业个体户中，打字、复印的占50%以上。

商务服务业是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和就业增长的新动力。“十一五”期间，要加快福建省商务服务业发展，按照产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方向，从管理体制、法律环境、人才战略、市场机制等方面加快改革进程，为商务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用科学发展观推动商务服务业快速、健康、稳定发展。

（一）转变政府职能，提高人们对发展商务服务业重要性认识

商务服务业是现代服务业组成部分，有着很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要充分认识加快发展商务服务业对促进经济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意义。要充分落实《福建省“十一五”服务业发展专项规划》，把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作为一项重大而长期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更好地服务“海西”建设。

（二）制定产业发展政策，提高市场化和产业化程度

商务服务业是一项高附加值的人力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为促进其发展，政府主管部门要根据不同行业、不同情况实行一定优惠政策，包括拟订行业发展规划，做好相关统计工作；加强公共信息平台建设，向企业及时提供相关行业与市场信息等公共服务；适当加大政府资金投入，探索政府资金引导、市场配置资源的商务服务业投资机制；制定扶持商务服务业发展的优惠政策。

（三）以海西建设为契机，努力提升商务服务业发展水平

根据《福建省“十一五”服务业发展专项规划》，结合海西建设的需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商务服务的全局，在继续保持商务服务高速度发展的基础上，注重吸收和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发挥商务服务的集散辐射能力和内在活力，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综合优势，提高服务功能，增强影响力、带动力和辐射力，扩大人流、物流、资金流，努力培育新优势，促进商务大发展，力争总量上一个新台阶，并逐步缩小地区间差别。

（四）重视培养高素质人才，壮大从业队伍

为了提高福建省商务服务业档次，提高商务服务质量，在引进商务服务人才的同时，还必须注重商务服务业中的人才培养，商务服务人才的培养要有目标、有计划、多途径、多层次地进行，政府、协会、高校和商务服务机构要互相配合，互相补充，形成一套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

（五）加快培育一批有影响力的商务服务机构

福建省商务服务业产业化程度尚低，要克服“弱、小”的毛病，必须加大宣传力度，形成对商务服务的合理定位，为福建省商务服务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政策空间和外部环境，根据商务服务业发展规划，选择一些具有较雄厚的专业实力、有一定市场基础的商务服务机构作为重点扶持对象。通过政府的重点扶持和政策倾斜，使这些商务服务机构成为商务服务行业的重点骨干，把这些商务服务企业培养并造就成为国内外有一定知名度的商务服务机构。

（六）围绕新农村建设，引导农村商务服务业发展

福建省商务服务业发展不均衡性，突出地表现为山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业县服务业发展的严重滞后。不少县市在农业税取消以后，服务业已上升成为基层政府的主体税源，因此，不仅要加大投入，还应逐步建立长效的投入机制。当前，要全力拓展农村商务服务，力争农村商务服务在服务的品种上不断扩大，服务领域不断拓宽，服务质量不断提高，以此逐步提升福建省农村商务服务业整体服务能力，特别是发展法律、信息咨询、农产品交易中介、职业中介等新兴行业，使之更好地服务于新农村建设。

二、汉代城市建设的特点

代城市有着它固有的城建导向或指导思想。这突出地表现在注重地理环境、强调庄严重威、流行神学思想三个方面。且各级城市的建设有着较严格的等级规定。本文在中心城市的内部结构中，论列了宫殿区、商业区、居宅区、文化区的分布及其特点，欲对汉代的中心城市作一较完整的勾勒。

汉代作为我国封建社会前期经济发展的高峰期，在城市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众多的城市建设上，颇具时代特色，体现出它固有的城建导向或指导思想，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注重地理环境。汉代对于国都的选择除考虑到政治、经济、军事诸因素之外，同时还考虑到自然环境等各方面的条件。《管子·乘马篇》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就是说，在选择国都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地理位置和水源条件，并因地制宜地规划城市的城郭和道路。在《汉书·张陈王周传》中就定都何地问题，有这样一段记载：“刘敬说上都关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东人，多劝上都洛阳，洛阳东有成皋，西有般龟，背河乡洛，其固亦足恃。（张）良曰：‘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夫关中左殷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槽辘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刘敬说是也。’于是，上即日驾，西都关中。”此段文字，无论是刘敬、张良，还是主张定都洛阳的大臣们，他们在考虑定都地点时，都非常注重自然条件的优劣。这不能不说是汉代建都思想的一种反映。

注重地理环境的原则，不仅应用于国都的选定，而且也应用于一些中、小城市乃至边城的建设。晃错在申述其“徙民实边”的主张时说：新建城邑，应该“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理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降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蓄长，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汉书·晃错传》）可见，在营立新城时，首先需要审其生态环境，水质优劣、土地痔饶，同时，对城市建筑的各方面，包括城垣、间里、街道、住宅、墓地、祭祀场所、医疗设施等也得进行综合考虑。

据《城煌庙记》载：“蜀地土惟涂泥，古难版筑，至秦惠王始命张仪与蜀守张若城成都……其椎初作，壤颓莫就。有大龟周旋而行，禅垒堵依准而立，即今城也”。依龟爬行的路线修筑城垣，当为神话传说，然表明在秦惠王时修建城垣对地质状况考虑还不够，尔后认识到这点，才得以筑城成功。这个例子，表明了地质状况直接影响着筑城的成败。人们从这里也必然吸收不少教训，在以后的筑城中定会注重地质状况。经过几百年的筑城实践，到汉代建城时，对地质等自然条件有所考虑则是一定的。

以上列举的事例，说明汉代在建城思想上，已不囿于“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礼记》，岳麓书社1988年12月第1版）的规定，而是越来越注意自然环境的因素，确定城址。

其二，强调庄严、重威。这在汉代以前就是如此。明显表现在高台建筑上，特别是各级统治者发号施令之所尤其如此。这方面，汉初表现得尤为突出。刘邦在东征回来之后，看到萧何改建好的未央宫和长乐宫，前殿高耸，壮丽非凡。勃然大怒说：“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答曰：“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史记·高祖本纪》）

这种思想表现在建筑上，就是特别注重高台建筑。汉代都城有许多高于前代的高台建筑。即使是郡县一级城市，在其统治中心，也都建有比城市别处高得多的建筑，且依级而上，显得庄严肃穆，气势恢宏，以显示统治者的极高尊严和威仪。

城门的建筑也是如此。每门一般有三个门道。突出中间，拱卫中心，在皇帝金奎殿也是正门二翼有两个侧门，使相对的城门显出特别的气势来，反映着汉代城市的“重威”思想。

其三，流行神学思想。汉代城市建设在指导思想上，除重视自然环境，强调庄严、重威外，“阴阳五行”、“君权神授”的神学思想也充斥于城市建设之中。这种思想，秦始皇筑咸阳时就有体现。据记载：“始皇穷奢极侈，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在设计思想上，处处体现“天命”。告诫人们宫殿乃天子所居。汉承秦制，这种建设思想在汉代得到继承和发展。如据《汉书·天文志》云：“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海。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故长安南部的明堂辟雍，采用平面布局方圆结合的结构，它充分体现了“天地合一”、“君权神授”的思想。

汉代一般的城市住宅也体现着“阴阳五行”的神学思想。据《论衡·诘术篇》云：“《图宅术》日：‘宅有八术，以六甲之名数而第三，第定名立，宫商殊别，宅有五音，姓有五声，宅不宜姓，姓与宅贼，则疾病死亡，犯罪遇祸。”可见，汉代已经将五行相生相克的说法用于住宅方面了。

另外，建设日期上，相生相克也充斥其间。从汉代起，人们已经认为太岁（主宰一岁之尊神）每年所经的方位，与动土兴造、迁徙的禁忌有关（任骋：《中国民间禁忌》，作家出版社1990年第1版）。《论衡·讠间时篇》云：“世俗信起土兴功，岁月有所食，所食之地，必有死者。假令太岁在子，岁食于酉，正月建寅，月食于巳，子、寅地兴功，则酉、巳之家见食矣。见食之家，作起厌胜，以五行之物悬金木水火。假令岁月食西家，西家悬金；岁月食东家，东家悬炭。设祭祀以除其凶，或空妄徙以辟其殃。连相仿效，皆谓之然。”这种思想自汉代兴起以后一直经久不衰。“不得在太岁头上动土”成了人们的口头禅。

这种“阴阳五行”思想在汉代很流行，如“五月盖屋，令人头秃”，“宅不西益”（任骋：《中国民间禁忌》，作家出版社1990年第1版）（宅地忌往西边扩大）等等，不胜枚举。

历代统治者皆把建城郭、营都邑视为“国之大事”，故其建置或市政设施通常有详密的制度。汉代也当是如此。封建制度有严格的等级关系。为了使“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往往从制度上规定：“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徙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同仪）”（《荀子·王制》）。营建城邑，同样要严格遵守“王制”。当时，大凡所有建筑的地点，面积的大小，城墙的高度和厚度，城门的数目，城内建筑物的种类，市场的位置，道路的宽窄等等，几乎都有一定的制度规定，丝毫不能逾越。《汉书·贾谊传》说：“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陛亡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陵，乘也），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贾生以堂、陛、地、廉寓应建等级，说明汉代统治者在建城上是有严格等级规定的。不仅国都如此，就是郡国、县、道、邑也应如此。

首先，是城郭等级大小的确定。史云：“都城过百难，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孔疏云：“王城方九里，长五百四十雉；公城方七里，长四百二十雉；侯伯城方五里，长三百雉；子男城方三里，长一百八十雉”（《左传》隐公元年）。此虽为春秋时期的情况，在封建等级制度非常严格的汉代，当不会没有城郭大小的确定。且典章制度都有一定的相因性，故用此段材料说明汉代对城郭等级大小的规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其次，对各级城邑的城墙高度、城门数目，皆有具体规定。“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七仞，伯五仞，子男三仞”（《初学记·居处部》引《五经异义》）。《考工记》云：“匠人营国，方九里，傍三门。”系指王都而言。王都一面三门之制，到汉代仍严格遵守。《西京赋》云：“旁开三门，叁涂夷庭。”薛注云：“一面三门，门三道也。”诸侯的都邑通常是一面两门。当然，前代的故都或汉代的五都例外。如成都有十八门（谢元鲁：《论成都的建城及其蜀地中心城市地位的确立》，四川师范学院历史系油印本。此文认为是城九门，郭九门，我认为是有道理的），临淄有十三门（刘必忠：《临淄史话》，《历史教学问题》1984年第2期）。

从一些古城址看，城墙宽度也一定有规定。如邯郸古城墙宽度20一30米（《河北邯郸区古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80年第12期），临淄22.35米（刘必忠：《临淄史话》，《历史教学问题》1984年第2期），洛阳14一30米之间（叶晓军：《秦汉城市的地位及其遗址的开发利用》，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七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而洛阳洛河南城城墙宽6米（《洛阳洞滨东周城址发掘报告》，《学术界》1959年第2期），河南武安县午汲古城8一13米（《河北武安县午汲古城的周、汉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7期），福建崇安城村古城8一10米（《福建崇安城村汉城遗址时代的推测》，《考古》1961年第4期），南越国的一般城市城墙宽度则在2一4米之间（陈泽私：《秦汉时期的岭南建筑》，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七届年会贾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可见，城墙宽度的等级规定也是很明显的。

此外，关于明堂辟雍汉代也有规定。《郊祀志》云：“天子曰明堂辟雍，诸侯曰伴宫。”师古注曰：“泮之言半也。”即诸侯只有天子所建的一半大小。《白虎通》曰：“天子之坛方五丈，诸侯之坛半天子之坛。”意思大致相近。

又据《初学》卷二十四《居处部宅之条》曰：“宅亦弟，言有甲乙之次弟也。一曰出不由里门，面大道者名曰弟。爵虽列侯，食邑不满万户，不得作弟。其舍在里中，皆不称弟。”（原注云：见魏王奏事。又引《汉书》曰：夏侯婴以太仆事惠帝，赐婴北弟第一）《玉海》《宫室部宅之条》曰：“魏奏事爵虽列侯，食邑不满万，不得作弟，其舍在里中，皆不称弟。”这是对建“弟”的规定。

当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汉代王国，贵族势力僧越制度的情况仍然存在。如汉成帝诏曰：“或乃奢侈逸豫，务广弟宅，治园池，多畜奴蟀，被服绮縠，设钟鼓，备女乐，车服嫁娶葬埋过制。”（《汉书·成帝纪》）又“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之限”（《汉书·食货志》）。加之，汉代不少朝代崇尚豪华，诸侯争相效法。在城市建设上也有突破规定的。如“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旌旗，从千乘万骑，出称警，人言跸，似于天子”（《汉书·梁孝王传》）。另外，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地发展的差异也不可能一如“王制”所规定，许多郡县城市随着经济发展而决定其建设规模也是自然之道理。但无论怎样，其规模总是在一定的“度”里。在封建礼教很重的汉代，即使经济发展的地区在城市建设上有大的超越是不可能的。

为体现封建皇权的威严，秦汉时期的城市布局继承了战国以来的所谓“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吕氏春秋·审势》）的思想。都城之内，通常以官署为中心，专门建有气势宏伟、格局壮严的宫殿区。宫殿区的四周，有宫墙环绕。这些宫殿的规模和所占面积之大，突出地说明了它在城市布局中的中心地位。

宫殿区占地极广。《三辅黄图》云：“长乐宫周回四十余里，未央宫周回二十八里。”武伯伦《西安历史述略》言：长乐宫宫墙周长超过十公里，未央宫宫墙周长达九公里，仅此两处宫殿，即占据全城面积的二分之一。如再加上明光宫、桂宫、北宫等宫殿，那么，宫殿区约占全城面积的三分之二。东汉洛阳城的宫殿，主要是南宫和北宫，占全城面积十分之一，南北两宫有复道相连。

汉代长安先后建造的几处宫殿，分别分散在城的西南部、东南部和城西，其间被道路和住宅等其它性质的建筑物所分隔（陈绍棣：《汉唐长安规划比较之我见》，第六届秦汉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宫殿区内，宫殿、台榭、楼阁数量众多。史载：“汉畿内千里，并京兆治之，内外宫馆一百四十五所。”（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班固《西都赋》云：“前乘秦岭，后越九凶，东薄河毕，西涉岐雍，宫馆所历，百有余区。”秦离宫三百，汉武帝往往修治之（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长安宫殿、台、阁，据《三辅黄图》记载的就有：长乐宫、未央宫、建章宫（包括骀荡宫、马及婆宫、天梁宫、枍诣宫、鼓簧宫）、北宫（含寿宫、明光宫、太子宫）、甘肃宫（包括钩弋宫、昭台宫、长定宫、长门宫、永信宫、中安宫、储元宫、犬台宫、葡萄宫、梁山宫、黄山宫、回中宫、集灵宫、集仙宫、棠梨宫、竹宫、宜春宫、扶荔宫、五柞宫、宣曲宫、鼎湖宫、思子宫、万岁宫、首山宫、明光宫、池阳宫、养德宫、日华宫、曜华宫）等，殿则有临华殿、温室殿（长乐宫、未央宫皆有温室殿。）、宣室殿、清凉殿、宣明殿、广明殿、昆德殿、玉堂殿、麒麟殿、金华殿、承明殿、掖庭殿、椒房殿、昭阳殿、高门殿、奇华殿、存仙殿、存神殿、飞翔殿、增成殿、合欢殿、披香殿、凤凰殿、安处殿、常宁殿、茞若殿、椒风殿、发越殿、蕙草殿等，台榭有周灵台、汉灵台、柏梁台、渐台、神明台、通天台、凉风台、鱼池台、酒池台、著室台、斗鸡台、走狗台、坛台、韩信射台、果台、东山台、西山台、钓台、通灵台、望鸽台、眺蟾台、桂台、商台、避风台、长扬榭等，阁有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未央宫尧阁、白虎阁、属牛阁等。

非但宫殿台阁数量众多，而且建造异常雄伟、华丽。如柏梁台高达二十丈；渐台高也是二十余丈；神明台高五十丈；载鸿台高四十丈；通天台高三十丈，筑在甘泉山上，从平地算起，有百余丈高。在台上望云雨悉在其下，去长安二百余里望见长安城（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洛阳的德阳殿据说周旋容万人，陛高三丈，殿前的朱圈高耸人云，从四十多里外就可看见，足见汉代宫殿建筑之雄伟。

汉代宫殿之豪华程度也令人咋舌。史载：“建章宫北有太液池，池中有渐台，高三十丈。……南有璧门三层，高三十余丈，中殿十二间，阶陛咸以玉为之。铸铜凤，高五丈，饰以黄金，楼屋上。椽首，薄以玉璧，因日璧玉门也。”（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

东方朔曾规谏武帝时说：“今陛下以城中为小，图起建章，左凤圈，右神明，号称千门万户；木土衣绮绣，狗马被缋罽；……设戏车，教驰逐，饰文采，聚珍怪；撞万石之钟，击雷霆之鼓……”（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想其豪华之程度。

城市的商业区称“市”。汉代长安是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商业中心。这里的商业市场相当繁荣，市场类型也多种多样。从文献记载看，除普通的市肆外，还有所谓直市、狱市、肉市、槐市、草市、宫市、关市等。从经营时间上分，有夕市、朝市、夜市等（桓谭：《新论》）。由于海内为一，汉初“开关梁、驰山泽之禁”（《史记·货殖列传》）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使汉代商业空前繁荣，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就列举了许多天下名都，这些名都一般都不只一市，就是一般县也至少有一市。

汉代“市”区的建立，基本按照王制的规定，区划在城内的固定地点，大小城市基本上照此规划来确立。这个原则就是“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一般建立在城内的北部地区，位于宫庙之后。长安各市“二百六十步”，“凡四里一市”（《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各市虽不一定如此齐整，但划有特定的区域，与一般的住宅（间、里）分开是肯定的。

汉代城市区划已突破了《周礼》的有关规定，不仅城内立市，城外也立市。长安九市中，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究竟是哪九市，学者们争论不休，本人认为刘运勇先生说的“长

安四市应在城内，其余五市大多设在城外”（刘运勇：《西汉长安》，中华书局1982年第1版），是有道理的。汉代经济的发展，市场的繁荣，为了控制城市的秩序，方便城外的贸易需求，设一些市在城外是有可能的。东汉洛阳的马市、南市也都建在城外，只有金市在城内。汉代南越国城和其它一些城市也不乏有城外立市的例子。

据《三辅黄图》载，长安各市平面皆成方形，四面设肆，供商贾列肆货卖之用，四面各设一门，供交易出人。《西京赋》说长安九市“通阛带阓”，崔豹《古今注》曰：“阛，市垣也；阓，市门也”。市门定时启闭。市内除于四周设肆，供交易之用外，还在市的适中地点建立市楼，作为市政官吏的治所。史载：“市楼皆重屋”（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又“臣为郎时，与方士考功会旗亭下”（注曰：旗亭，市楼也，立旗于上，故取名焉。）。可知市政官舍都是楼房，并立旗于上，以为标志。《西京赋》云：“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则市楼系高五重，可眺望全市。

从四川新繁出土的市井图砖看，市区三方设门，门面三开，市门东西相对，市内有隧，中央相交如十字形，即市内的通道。隧两旁夹以陈列商品的列肆（亦称“市列”）建筑，商肆皆分列成行，井然有序。靠市墙有堆放货物的店，即“邸舍”或“廛”。

城内居宅区以间里为单位，长安城中有一百六十间里。室居栉比，门巷修直。有宣明、建阳、昌阴、尚冠、修城、黄棘、北焕、南平、大昌、戚里等。《汉书》载万石君石奋徙家长安戚里；宣帝在民间时，常在尚冠里，刘向《列女传》云：“节女，长安大昌里人也。”可知长安间里是存在的，确乎为居住区。

都市的居住区，绝大部分是官僚贵族、豪强巨富聚集之处。《汉书·萧何曹参传》有：“舍后园近吏舍，吏舍日饮歌呼。”可知吏舍相连，且这些住宅都为“前庭后园（院）”，占地极广。又《汉书·荆燕吴传》载：“臣观诸侯邸第百余，皆高帝一切功臣……。”《汉书·文帝纪》云：“代王（文帝）人京居‘代邸’。”史记·吕太后本纪》云：“吕后置酒‘齐邸’。”张守节《正义》云：“汉法，诸侯各起邸第于京师。”可知，都城居住区内除豪华的私家府第之外，还建有王邸、侯邸、郡邸等。城内一般居民所剩的居地极为有限。大量平民百姓乃至一般官吏只能到城外去建房居住。汉长安外居住区，由于地形等自然因素之原因，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当然，也有贫民区在城中，如《汉书·平帝纪》载：“罢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起官寺市里，募徙贫民，县次给食。至徙所……又起五里于长安城中，宅二百区，以居贫民。”如淳注曰：“民里，民居之里。”可见城中贫民还是有一些居地的，只不过所占面积很有限。

汉代城市的文化区已基本形成。当时自都城至郡县均设有学校，两汉都城长安、洛阳均设立太学，并置五经博士及弟子员。其学生来源，主要由太常及各郡国地方官府选拔和推荐，也有自行人学求读者。如“织屦以给方进读，经博士受春秋”（《汉书·翟方进传》）。可见，西汉后期外地的读书人是可以自费长安求学的。太学在武帝初立时，正式博士弟子只有五十人，元帝时增至千人，成帝时增至三千人（《后汉书·儒林传》）。汉长安太学应在城南。《三辅黄图》卷五云：“汉太学在长安西北七里”，这里所指的长安应为唐代长安。唐韦述《两京新记》说，唐长安西北角普宁坊西街有汉太学遗址，其地在长安故城南安门之外（刘运勇:《西汉长安》，中华书局1982年第1版）。

地方各级城市中，也皆设有学校。史载，汉文翁任蜀郡太守时，“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汉书·文翁传》）。另据《汉书·平帝纪》载：“立官稷及学官。郡国为学，县、道、邑、侯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

除官学之外，城市中私人授业者颇多，弟子门人常达数千人。如东汉颖容“博学多通”，在荆州“聚徒千余人”（《后汉书·颖容传》），楼望“教授不倦，世称儒宗”，在洛阳“诸生著录九千余人”（《后汉书·楼望传》），李膺“居纶氏，教授常千人”（《后汉书·李膺传》）。此类记载，不一而足。

城市中的藏书也异常丰富。都城之内，设有规模宏大的政府图书馆和皇家图书馆。刘邦刚入关，萧何即“独先入收秦承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书·萧何传》）。汉建立后，“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武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室”（《汉书·艺文志》）。汉成帝时，又“求遗书于天下”（《汉书·艺文志》）。经广泛搜罗，汉政府及皇帝掌握了大量的图书。单是经刘向、刘歆父子等人整理登记过的书籍，即达“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汉书·艺文志》）。这些图书，“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密之府”（《汉书·艺文志》）。见于记载的西汉长安藏书处就有“石渠阁、天禄阁、兰台”（《汉书·艺文志》）等。东汉“光武迁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辆。自此以后，三倍于前”。有“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储藏着大量的“典策文章”、“嫌帛图书”（《后汉书·儒林传》）。

汉代城市私人藏书也很多，“河间献王刘德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东汉蔡琶有书近万卷，末年载数车书与王粲（《三国志·魏书·钟会传》裴松之注引《博物记》）。市内还专有卖书之所，西汉长安的博士舍区立有“会市”，“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书传记”等物，相与卖买（《太平御览》卷826引《三辅黄图》）。

当时的城市中，已有一定的科研设施。如洛阳城南郊曾发现东汉灵台遗址，其范围约为四万四千平方米，中心建筑是一座方形高台（《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据载，洛阳灵台于东汉初建台，延续使用二百多年，是当时观测天象、进行天文科学研究的重要场所。这种观测天文的场所长安也有。如长安汉灵台上，“有相风铜乌，遇风乃动；建章宫玉堂内，铸铜凤高五尺，饰黄金，栖屋上，下有转枢，向风若翔”（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这种鸟形、凤形的铜质仪器，是当时用来观测风向的（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汉代城市内部结构作如上划分，是为了叙述方便，实际上它们之间有密切联系的一面，不能绝对化。

汉代的城市规划以宫殿和官署为中心，体现着汉代都市极端现实的政治力量，控制着城市生活，表现中国都市的专制王权生活。而雅典等希腊城邦则不然。随着民主制的确立，特别是希波战争后，曾作为军事、政治、宗教中心的卫城变成了一种城邦精神的表征而不具多少实际意义。城市主体建设集中于社会生活中心——广场。如小亚细亚的普列耶城，“中心广场主要供人民集会和商业用。北面的神庙，是人民休息与交易的地方”（参见谭天星、陈关龙：《未能归一的路》，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l版）。罗马城也是如此，城市中心完全是由公共建筑如裁判所、庙宇、斗兽场、剧场、公共浴池、市场、市政厅等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设施组合起来的。表明了希腊、罗马城邦市民的自由生活。

中国汉代城市规划的职能分区比较明显。“王宫”、“市”、“闾里”、“庙宇”皆比较严格地控制在某一特定地带，且都为政府所规定。希腊、罗马的城市职能分区是自然聚集而成的。这是由于我国汉代城市一般是由政治中心地功能引发经济功能的。而希腊、罗马则由“市邑”城堡包抄形成中心广场，作为一切社会生活中心的。

需要说明的是，雅典等城市的下层人物居住区也是远离城墙的，这一点与中国汉代长安等城市贫民大都居在城外是相似的，体现了阶级对立、阶级压迫的本质（参见谭天星、陈关龙：《未能归一的路》，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l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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