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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1. 禁止虚拟货币交易的法规
2. “挖矿”业务引发各地重视 四川摸底虚拟币“挖矿”
3. 辩护角度谈虚拟货币的“价值”

一、禁止虚拟货币交易的法规

为了维护金融稳定，保护人民财产安全，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就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问题，约谈了部分银行和支付机构。6月21日晚间，中国农业银行率先发布声明表示：将严格落实国家有关监管要求，坚决打击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禁止使用本行服务进行虚拟货币交易。随后，建设银行、工商银行、邮储银行、兴业银行和支付宝等机构纷纷发表类似声明，表示将持续加强排查监测力度，一经发现相关行为，立即采取暂停账户交易、终止金融服务等措施，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

据我调查发现，随着各大银行和支付宝的一纸公告，比特币交易价格出现大幅波动。根据比特币网站Coindesk数据显示，22日晚20时27分，比特币急速下跌至29771美元，在过去的24小时累计跌幅达到了9.12%，距4月份比特币史上最高点62829美元已斩至腰部下方。其他虚拟货币也大幅下跌，以太坊一度跌超10%，跌破1900美元/枚；币安币、艾达币跌超5%，狗狗币跌近16%。

近年来，监管部门对虚拟货币领域的监管和整治从未停止。2013年12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印发了《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明确强调比特币不是真正意义的货币，也不是银行、保险等金融体系中的金融产品，而是一种虚拟商品。

2017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发布的《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也明确规定：“代币发行融资中使用的代币或“虚拟货币”不由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也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有关部门指导各地集中取缔173家非法发售代币票券的平台，此后保持监管高压态势，累计清退38家境内新增平台。

今年5月，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支付清算协会联合发布《关于防范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公告》，规定有关机构不得开展与虚拟货币相关的业务，同时提醒消费者也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财产损失。

5月21日，国务院金融委要求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坚决防范个体风险向社会领域传递。值得注意的是，这是金融委首次提出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

5月26日，内蒙古发改委发布《关于坚决打击惩戒虚拟货币“挖矿”行为八项措施（征求意见稿）》。其实早在今年3月份，内蒙古政府就要求在2021年4月末前关停所有虚拟货币“挖矿”项目，但是很多矿主换了马甲继续“挖矿”。为此，内蒙古发改委专门设立了举报平台，呼吁广大群众积极举报非法“挖矿”活动。随后，云南、青海、四川等部分电价较低地区也纷纷出台文件要求停止虚拟货币“挖矿”行为。

金融风险大，与节能减排背道而驰

为何中央、各地方政府频频出台相关政策，对虚拟货币进行全面封杀主要原因在于虚拟货币具有高度匿名性、去中心化发行等特点，不但脱离实体经济，而且还成为洗钱、贩毒、走私、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活动的载体，严重扰乱市场经济金融正常秩序，侵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据业内人士分析，炒作虚拟货币至少存在三大风险：“一是虚拟货币没有实际价值支撑，也没有主权信用和商业信用，价格容易被操纵，出现暴涨或暴跌现象；二是境内当前已没有虚拟货币交易场所，‘翻墙’在境外购买没有消费者保护措施，投资者只能自负损失；三是虚拟货币容易受到‘马斯克式’的炒作，投资者在短时间内被‘割韭菜’，从而遭受巨大财产损失。”

二、“挖矿”业务引发各地重视 四川摸底虚拟币“挖矿”

1、随着比特币监管持续加码，比特币的产出活动——“挖矿”也引起了各地方的高度重视。

2、《中国经营报》记者获悉的一份会议通知显示，国家能源局四川监管办公室5月25日下发《关于召开虚拟货币“挖矿”有关情况调研座谈会的通知》。有接近四川监管的人士告诉《中国经营报》：“本次召开会议是为了解收集有关情况。”

3、而在同一天，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内蒙古发展改革委”）也公布《关于坚决打击惩戒虚拟货币“挖矿”行为八项措施（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对工业园区、数据中心、自备电厂等主体为虚拟货币“挖矿”企业提供场地、电力支持的，核减能耗预算指标；对存在故意隐瞒不报、清退关停不及时、审批监管不力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严肃追责问责。

4、四川、内蒙古同时发声的背后，是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支付清算协会联合发文要求金融机构不得提供与虚拟币相关服务，以及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会议指出，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

5、“挖矿”就是获取比特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计算机需要进行运算，运算难度会与参与者数量呈现正相关，故各方在逐利目标下，互相比拼，会消耗大量电力能源。

6、当前，内蒙古正在准备多措并举整治当地虚拟货币相关业务。

7、关于5月25日的征求意见稿背景，内蒙古发展改革委表示，是为按照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第51次会议关于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的部署要求，严格落实《内蒙古自治区关于确保完成“十四五”能耗双控目标任务若干保障措施》，进一步清理虚拟货币“挖矿”行为，强化打击惩戒力度，构建长效监管机制，维护市场秩序、大数据行业环境及防范金融风险。

8、征求意见稿中，对相关企业作出要求，关于相关主体列举十分详细，包括为虚拟货币“挖矿”企业提供场地、电力支持的工业园区、数据中心、自备电厂的电力提供方，以及开展挖矿的大数据中心、云计算企业的参与方等等。

9、比如，征求意见稿列举情形以及相应措施有，对通讯企业、互联网企业等主体存在虚拟货币“挖矿”行为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相关规定，由主管部门依法吊销增值电信业务许可证，严肃追究责任；对网吧等主体存在虚拟货币“挖矿”行为的，由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对其进行停业整顿等处置；对未经报批私自接入动力电源的虚拟货币“挖矿”项目等主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相关法规，对其违法窃电行为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等等。

10、可以看到的是，在“碳中和”目标的大趋势下，各地对虚拟货币“挖矿”业务愈发警惕。

11、日前，国家能源局四川监管办公室发布《关于召开虚拟货币“挖矿”有关情况调研座谈会的通知》。会议内容包括要求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分别汇报各自供区内虚拟货币“挖矿”有关情况及相关建议。同时，根据会议安排，四川电力交易中心将汇报水电消纳示范区内大数据企业参与市场交易有关情况及相关建议；售电公司汇报代理大数据企业参与市场交易有关情况及相关建议。

12、虽然多轮监管关注之下，风暴眼中的“挖矿”市场法律与投资风险急剧攀升，但是不忍割舍巨大利润的“冒险家”仍然存在。

13、 5月26日，国内多家虚拟货币挖矿服务提供平台公告暂停中国用户注册账户、屏蔽中国大陆地区IP，或转战海外。5月27日，记者测试上述号称屏蔽境内IP的平台，发现其中多家仍可以正常使用国内IP登录、注册、完成电费缴纳、租赁矿机进行远程“云挖矿”投资。

14、“‘出海’哪是那么容易的？在美国挖矿缴纳税费高昂，而且合法性也不会因为缴纳税费就得到保障。目前宣称海外挖矿合法合规的平台都在掩盖一件事情——海外挖矿交税交的只是普通企业所得税罢了。国外也没承认过挖矿就是合法合规的。国内仍然是大家不忍舍弃的挖矿‘战场’。”一位矿场业务人士告诉记者。

15、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肖飒坦言，当前挖矿的火爆与参与人员的热情，可见一斑。有需求，就有供给。可以预判，买了矿机的人不可能轻易丢弃，继续转入“地下”挖矿者应该不少。“必须明白继续加密代币的挖矿就会继续与法律对立，不仅是在我国，各国对于数字代币的谨慎态度会反映在各个方面。随着虚拟币对法币和金融安全的侵蚀，各国法律和执法只会趋严。无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法律都在那里，不枉不纵。”

16、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孙俊律师提醒，目前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主要针对平台企业（金融机构、清算机构、互联网企业、上市公司等机构）的金融活动。但个人投资者持有或者个人间相互买卖虚拟货币不违法，但是也不能放松警惕，需要谨防被犯罪分子利用。“切勿为可疑第三人购买虚拟币或者售出虚拟币，或者向不熟悉的人买卖虚拟货币，否则有很大可能会卷入网络赌博，电信诈骗或者地下钱庄，被牵连为同案犯或者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帮助犯，因此受到刑法处罚。”

三、辩护角度谈虚拟货币的“价值”

与其他国家不同，我国一直对虚拟货币持高压态度，且政策层层加码。2013年五部委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否定比特币的货币属性，将其定性为特定的虚拟商品；到2017年，七部委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叫停虚拟货币ICO；2021年9月十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下称《通知》），直接将虚拟货币相关业务定性为非法金融活动，并表示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向中国境内居民提供服务同样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并将追究相关境内从业人员的法律责任。随后国内的交易平台或暂停中国境内新用户的注册并清退存量用户，或直接永久关掉了交易服务。

至此，笔者也认为，目前虚拟货币在国内已经终结。但与之相关的案件未来一段时间仍将高发。在相关案件的刑事辩护工作中，我们始终无法绕开虚拟货币“价值”的认定问题，往往需要对涉案的虚拟货币的“价值”进行举证及对其价格鉴定进行质证等工作。

下面我们以比特币为例，谈谈我们此类案件办理过程中，证明其“价值”来源的一些思路。

1价值来源——“共识”和“信任”

我们的货币历史，经历了实物货币到纸币，再到记账货币的变迁。何为记账货币？就是以数字记录方式确定归属和转移的货币，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生活中早已习惯脱离实体钱包，只使用手机扫码支付，这种便利正是来源于记账货币的充分应用，我们之间的相互转账只是在彼此银行账户的数字上做加减法，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双方记账过程。而这个记账的权利掌握在国家手中，由各个银行、三方支付机构和央行负责，央行拥有整个国家大账本的记账权，即“中心化记账”的方式，而我们之所以认为纸币及这些“手机中的数字”具备“价值”，是我们基于对国家的“信任”，是国家在这些“数字”背后的信用背书让我们达成了它们具备“价值”的“共识”。

同样，黄金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我们已经达成了其作为货币交换一般等价物的“信任”；钻石的价值，也同样是人们对其稀缺性及其背后的某种象征意义的达成“共识“”。所以，价值的本质，其实是人们对特定物价值的“共识”和“信任”，如果人们不对一个事物达成有“价值”的“共识”，那么很多我们认为“值钱”的事物，其实根本没那么“值钱”（包括钻石和国家发行的纸币）。

但纸币天然存在一个问题，无论是当年密西西比泡沫时期的法国政府，还是次贷危机和新冠期间的美国政府，都会出现无节制超发货币的现象，货币超发及经济危机往往引发通货膨胀，纸币大幅贬值。纸币之所以贬值，也正是人们对于政府发行货币的“信任”在大幅降低，而对于的黄金等物品“价值”的“共识”提升，进而金价上涨。虚拟货币鼻祖比特币诞生于2008年次贷危机后期的美国，在此背景下，针对主权货币的通胀问题，其被设计成“去中心化”和“总量恒定”等特性。

随着人们基于对这种“去中心化”虚拟货币达成“共识”，产生“信任”，虚拟货币才产生了“价值”。并随着达成“共识”、“信任”其“价值”的人越来越多，它们的价格也水涨船高。

以比特币为例，2009年1月，中本聪挖出第一枚比特市时，市场对此新生事物非常陌生，无法形成对其“价值”的“共识”，所以，此时比特币的价格为0美元。2010年5月22日，美国人拉兹罗首次用10000个比特币购买了25美元的披萨（首次比特币交易，拉兹罗也是首次使用显卡挖矿的人），那么它的价值变成了0.0025美元。2013年4月，塞浦路斯发生经济危机，当地居民不信任迅速贬值的塞浦路斯镑货币，而纷纷抢购比特币，导致比特币价格飙涨8.8倍。当2013年11月比特币达到8000人民币阶段高点的时候，中国五部委《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发布，严重打击了人们对其的“信任”，比特币价格随之大幅下跌，同样在2014年，全球最大的比特币交易平台MTGox破产，冲击了人们对比特币的“信任”，让其价格跌入熊市……此外，工作量证明、共识机制和最长链机制保证了比特币不可篡改，且每一枚币都可以追溯诞生及交易的历史，具备不可伪造的特征。这些特征也增加了人们对其“价值”的”共识”。

所以，虚拟货币是基于人们对达成“共识”、形成“信任”的程度，而产生了其价值，并基于“信任”的程度大小，而直接影响其价格。

虚拟货币有两种获取发生——“挖矿”和“交易”。

先说说“挖矿”，以比特币为例，其原始产生就是由“矿工”、“挖矿”生成。“矿工”可以由身处全世界任何地点的任何人担任，“挖矿”是指“矿工”借助计算机算力，通过复杂的数学运算，求得方程式的特定解的过程，第一个求得特解的“矿工”能够获得新增“账本”的记账权，从而得到特定数量的比特币奖励。计算这个特定解的过程需要大量的运算，同时比特币在设计之初就被制定了一套规则，算力每过一段时间需要调整一次，这意味着挖矿的难度也在上升，也让成本（主要是显卡等硬件）大幅提高。

同时，随着挖矿所需要的算力提高，挖矿难度增大，个人能挖到比特币的概率越来越小，也就逐渐发展出规模化的矿场，也就是聚合n多台矿机的算力一起挖矿，挖矿从个人挖矿转变为矿场或矿池，一个矿场的成本有：建设成本、设备成本、维护成本（包括店里成本和人工成本）、网络成本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就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那么虚拟货币的挖矿过程，同样投入了具体的（劳动力）“成本”，并且这个“成本”可以量化为具体的（虚拟货币）商品价格。早在比特币诞生的2009年，一个叫“新自由标准”的用户，就在比特币早期论坛上提成通“生产成本”计算比特币价格的方法。他认为一枚比特币的价值计算方法应为：计算机运行一年所需要的平均电量是 1331.5千瓦/时，乘以上年度美国居民平均用电成本0.1136美元，除以112个月，除以过去30天里生产的比特币数量，最后的结果除以1美元，得出1美元=1309.03比特币的定价结论。

至于“交易”的获取方式，无论是直接使用法币交易，还是使用法币兑换虚拟货币后再进行交易的方式，只要最终能够与法币达成某种“汇率”的自由兑换，它背后自然存在确定的价值。

如我们在《谈虚拟币诈骗案件的辩护要点》文中所述，实务中我们需要区分非主流货币中的特殊币种，通常所称的类主流币（山寨币），他们在技术模式上与主流币有很多雷同的地方，有自己的真实项目、基于区块链底层技术、按照其白皮书的规划执行，常见的山寨币有EOS、BTM。针对这类涉案虚拟币。在实际辩护中，我们应当重点证明这些虚拟币符合流通性，与主流币或者法定货币能够自由兑换的特征。

我们前年承办的浙江某虚拟币诈骗案，工作重点就是放在搜集其在境外某交易平台能与比特币自由兑换的证据材料，即证明该类非主流“山寨币”可以与比特币、以太坊等主流虚拟货币进行交易，最终能够变现成法币的特征，证明其具有财产属性。

此外，如无法达到上述标准的虚拟币，一般属于空气币和传销币。空气币，顾名思义，就是在实际发展中，没有任何产品或业务落地，单纯发币圈钱跑路而已，如已经跑路的英雄链、超级明星、太空链等等。传销币，则是打着区块链之名，行传销之实的货币，如此前轰动一时的深圳普洱币等，我们也在《谈虚拟币传销案件的辩护要点》一文对传销币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论述。

由于区块链的“新科技”外衣，加之其虚拟属性，导致司法机关长期以来对其价值真实性的判断存在严重误区。我们认为，比特币为代表的主流虚拟货币去中心化，没有发行政府及权威机构做信用背书，且交易价格波动巨大，并不具备货币属性也不宜作为货币使用。但其本质上仍属于一种特殊商品，应定性为一种无记名的有价证券，这不仅于民法层面拥有充分的物权理论支撑，同时也能被进一步解释为《刑法》第92条所规定的“财产”，所以，针对该类型的网络诈骗，从鱼龙混杂的“币”中，区分出主流虚拟币以及可以流通的“山寨币”，是对抗诈骗指控的有力辩点。

1、十部委《通知》将虚拟货币相关行为定性为非法金融活动，改变了主动民事判决中“挖矿”合同效力的认定方向，虚拟货币的财产属性的认定虽受政策影响大，但尚不明确。

2021年9月十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则彻底直接将虚拟货币相关行为定性为非法金融活动，随后内蒙古、云南、安徽等省份及相关机构，先后发布了12条打击虚拟货币挖矿和交易的监管政策，这也同时改变了很多民事判决对“挖矿”合同效力的认定。

此前，北京海淀法院在王铁亮诉火币网一案判决中认为，并无法律法规明确禁止当事人进行比特币的投资和交易，当事人应当自行承担交易风险，双方缔结的合同有效，虚拟币交易合同不属于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

2018年10月杭州互联网法院在陈国贵与浙江亿邦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判决中也认为：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并未禁止比特币的生产、持有和合法流转，也未禁止买卖比特币“挖矿机”。故原告陈某主张买卖比特币矿机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案涉合同合法有效。且而交易中的买家不属于消费者，不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不能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规定。

十部委《通知》发布后，多地法院的案例开始基于“公序良俗原则”认定比特币“挖矿”合同无效。如北京东城法院在“勤某公司诉云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案”判决中认为：从性质上看，比特币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比特币“挖矿”本质上属于追求虚拟商品收益的风险投资活动，投资者须自行承担相关投资风险；从行为效力上看，“挖矿”活动电力能源消耗巨大，案涉多台“矿机”日均耗电量极大，且生产交易环节威胁国家金融安全，社会稳定衍生风险突出，已经成为一种投机性工具，与《民法典》“绿色原则”精神相悖，属于行政法规禁止投资的淘汰类产业，违反公序良俗，应属无效合同；从责任负担上看，比特币“挖矿”活动中出现的政策风险、技术风险及由此引发的投资损失风险，应由投资者自行负担，因双方对合同无效均存在过错，故相关损失后果亦应由各方自担。

同时各地法院关于虚拟货币的认定也并不明确。

在（2018）浙11民终263号丁建强、陈映光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因本案的虚拟货币非我国规定的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应当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由于案涉标的物本身的不合法性，涉及该标的物的交易行为亦不受法律保护，因此认定因案涉合同无效。

2020年5月《民法典》颁布后，多地法院一改先前对于虚拟货币不予保护的态度，基于民法典对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要求，很多法院都采取认定虚拟货币合同有效的司法裁判。如2021年5月济南中院在(2021)鲁01民终3796号中对虚拟货币的财产属性予以认可。在该案中，法院认为所设虚拟货币具有价值性、稀缺性、可支配性等特点，具备了权利客体的特征，符合虚拟财产的构成要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对涉案的公民的合法虚拟货币财产权益依法给予法律保护。

虽然主流裁判规则如此，但综合全国近几年的判决来看，对于虚拟货币交易合同是否有效的裁判标准并不统一。笔者认为，正是近年来国家对于虚拟货币投资一直持严厉态度，并频繁升级的监管政策，司法裁判才会短期内做出截然不同的判例，更把其作为典型案例予以公告，未来人民法院对虚拟货币纠纷案件也会更多的减少虚拟货币财产保护，需要公民自担风险。

2、虚拟货币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财物”，可作为财产类犯罪的对象。

在司法实务中，虽然刑事领域对数字货币的财产属性仍存争议，但早在2017年七部委《公告》发布前，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6）浙10刑终1043号判决中即有认定：被害人金某付出对价后得到比特币，不仅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也代表着被害人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享有的财产，应当受刑法保护。因此被告人通过互联网窃取了被害人的比特币后，再将其售出所得款项计人民币20余万元到了其个人的银行帐户，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2020）粤0304刑初2号判决认为，以太币在中国境内岁不能作为货币流通个，但其作为一种虚拟财产，其所有者能够对持有的货币进行管理、通过特定方式进行支付、转移且能够使用货币公开进行交易，具有一定经济价值，属于刑法上的“财物”。

2013年的《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4条规定“被盗财物有有效证明的，根据有效价格证明认定”，所以被害人的账户信息变动详情可由代币交易平台出具证明。除此之外，刑事案件处理中还存在以当地物价局出具的比特币《价格鉴定结论书》为其价值依据，如“武宏恩盗窃案”(2016）浙10刑1043号，及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总队出具的虚拟货币价格证明，如“胡志凯盗窃罪一审刑事判决书”（2015）东刑初字第1252号。

所以在众多刑事判例中，虚拟货币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财物”，具备“价值”，可作为财产类犯罪的对象。

本文作者|郑夏律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硕士，，曾任职检察院、政府办等部门。先后获无锡优秀专业律师（刑辩类）、无锡市名优律师培养对象（优秀骨干律师）、无锡优秀律师团队（2016、2018、2020）、无锡律协优秀个人会员（2018、2021）、首届华东律师辩论赛优秀辩手、无锡优秀专业案例、江苏产业人才培训优秀讲师等荣誉。

关于虚拟代币交易平台加码，禁止虚拟货币交易的法规的介绍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