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感谢邀请，今天来为大家分享一下韩国碳排放交易平台的问题，以及和卢森堡 国家优势 碳排放 碳交易 碳交易会议需注意什么的一些困惑，大家要是还不太明白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接下来将为大家分享，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解决大家的问题，下面就开始吧！

本文目录

1. 碳排放的成本是什么
2. 卢森堡 国家优势 碳排放 碳交易 碳交易会议需注意什么
3. 碳金融的国内情况

一、碳排放的成本是什么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被认为是冷战结束后最重要的国际公约之一。针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挑战，国际社会在

1992年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并于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召开的《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达成了《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议定书》要求30多个附件一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在2008至2012年间，把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平均比1990年削减>5.2%。在得到占发达国家1990年CO2排放总量的55%以上的缔约发达国家批准后，《议定书》于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这标志着国际社会进入了一个实质性减排温室气体的阶段，人类发展史上首次具有了一个国际法律框架，用以限制人类活动对地球系统的碳循环和气候变化的干扰。减少碳排放成为缔约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目标之一。《议定书》设计的清洁发展机制（CDM）为温室气体减排提供了一个双赢的长期行动框架。是《议定书》设计的三个灵活机制之一，其初衷是为了各国可以采用最小成本且有效的方式来削减排放，各国可以运用这些机制相互协作以履行减排的承诺。该机制允许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减排项目来获取减排信用，并从2000年开始到第一个承诺期（2008-2012）执行。它既可以使发达国家降低减排的成本，同时又使发展中国家通过项目合作，获得相应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中国可以通过积极参与项目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据估计中国可以提供全球CDM所需项目的一半以上。此外，碳交易市场也有望成为世界最大的市场之一。《议定书》生效是各国在政治、经济、能源、环境等方面利益相互妥协的结果。由于各国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具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加上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在履行减排义务时付出的代价不同，所以在减排的国际谈判中不得不考虑各自的国家利益，使得谈判过程成为一个各个国家或利益集团在政治、经济、资源、环境等方面博弈的复杂过程。

由于占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约40%的美国和澳大利亚没有批准《议定书》，并且《议定书》最终文本是在谈判过程中对一些国家的减排义务作了较大让步的情况下才达成的妥协方案，所以《议定书》执行的意义和效果并不显著。即使《议定书》所规定的各项目标能够实现，与稳定气候变化的最终目标仍相距甚远。由于温室气体减排的成本较高，对经济将产生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所以，实力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无力承担如此巨大的经济负担，需要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另一方面，减排的效果如何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国际社会实现稳定气候变化的目标仍然任重道远。[1]碳排放-碳交易排放模式全球碳交易市场年均交易额已达300亿美元，预计将来还会大幅增加。在欧洲，企业可以通过买卖二氧化碳排放量信用配额来实现排放达标的目标。碳排放已经成为一种市场化的交易。在伦敦金融城，除了股票、证券和期货交易所外，还有不少专门从事碳排放交易的公司。早在2002年，英国就自发建立了碳交易体系。另外，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公司中，有60多家企业致力于研发有助减少碳排放的新技术。虽然在伦敦没有一所类似股票交易所的碳交易所，但是这些大大小小从事碳排放交易的公司企业却早就联合在一起了。碳排放价格一直处于波动状态，2006年交割的碳排放价格约为每吨16.50欧元（约合人民币165元），而2007年交割的碳排放价格则为17欧元。除英国外，欧洲各国目前都有活跃的碳排放交易市场。2002年，荷兰和世界银行首先开始碳交易时，碳排放的价格为每吨5欧元左右，此后开始上扬。2004年达到6欧元，到2006年4月上旬，每吨价格超过了31欧元。2006年，世界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总额达280亿美元，为2005年的2.5倍，交易的二氧化碳量达到了13亿吨。英国、美国已经是全球碳排放交易的两大中心——担纲的分别是伦敦金融城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现在，参与碳排放交易的政治家和商人都将目光投向了亚洲，投向了中国。碳排放交易是用经济手段推动环保的国际通行办法，是清洁发展机制，简称CDM的核心内容。1997年开始接受签署的《京都议定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重要议定书，是碳排放全球交易的政策驱动力。根据《京都议定书》的约定，“已发展国家”有已经核准的2008-2012年间温室气体排放量上限；同时，至2012年，温室气体平均排放量必须比1990年的水平低5.2%。为减少“全球蔓延”的温室气体，《京都议定书》同时规定，协议国家（现有169个国家）承诺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一定的碳排放减排目标，各国可将自己的减排目标分配给国内不同的企业。当某国不能按期实现减排目标时，可以从拥有超额配额（或排放许可证，英文简称ＣＥＲ）的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购买一定数量的配额（或排放许可证）以完成自己的减排目标。同样的，在一国内部，不能按期实现减排目标的企业也可以从拥有超额配额（或排放许可证）的企业那里购买一定数量的配额（或排放许可证）以完成自己的减排目标，ＣＤＭ便因此形成，碳排放形成“大宗商品交易”的国际市场。受《京都议定书》的政策牵引，英国早在2002年即启动自愿排放贸易计划，31个团体根据1998-2000年基线自愿性设定排放减量目标，包括了６种温室气体。2005年，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启动，该体系覆盖欧盟25个成员国，包括近12000个燃烧过程排放二氧化碳的工业实体，遂使欧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伦敦金融城则是欧洲碳排放交易市场的中心。2006年，其碳排放交易额超过200亿欧元，历年来呈翻番增长趋势。“走在环保问题的前列，已经为金融城带来了切实利益。”伦敦金融城当局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迈克尔·斯奈德如此评价金融城的碳排放交易。美国目前尚未加入签署《京都议定书》，其制定了“10年内减少20％的汽油用量”的发展减排计划。2003年建立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是全球首个以温室气体减排为目标和贸易内容的专业市场平台，其包括了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氧化物、六氟化硫等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交易，会员200余个，这足以使其成为碳排放交易的美洲中心。碳排放-与温室效应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是人类在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量使用矿物燃料（如煤、石油等），排放出大量的ＣＯ２等多种温室气体。由于这些温室气体对来自太阳辐射的可见光具有高度的透过性，而对地球反射出来的长波辐射具有高度的吸收性，也就是常说的“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全球变暖的后果，会使全球降水量重新分配，冰川和冻土消融，海平面上升等，既危害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更威胁人类的食物供应和居住环境。碳排放-应对措施积极应对与其他污染物不同，CO2的减排存在很大的技术难度。目前，主要有3种技术方向和选择。一是采取化石能源的替代技术，主要包括清洁能源替代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新能源技术(核能目前已经被排除在联合履约和CDM机制之外)；二是提高能效，进而通过减少能耗实现削减CO2排放；三是碳埋存及生物碳汇技术。此外，税收等财政金融政策可以起到加速技术改造进程，优化资源配置，降低全社会减排成本的作用。(1）能源结构调整对减排的作用明显但困难较大

从目前情况来看，短期内，通过能源替代技术改变能源结构的作用有限。人类存在采用低碳或无碳的替代能源技术的可能性，但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为此，重点研究了现有能源的相互替代的可能性与效果。在考虑宏观经济系统各个方面的复杂相互作用的基础上，我们初步建立了以减排政策为核心的一般均衡模型，应用这一模型对能源结构调整、经济结构调整、征收碳税等进行了政策模拟分析，主要结论如下。中国2003年能源消费中，煤的比重为67.1%，天然气的比重为2.8%。如果将煤的使用比重降低1个百分点，代之以天然气，CO2的排放量会减少0.74%，而GDP会下降0.64%，居民福利降低0.60%，各部门生产成本普遍提高，其中电力部门受影响最大，平均成本提高0.60%；如果“气代煤”的比例为5%，CO2的排放量会减少4.9%，而GDP会下降2.0%，居民福利减低2.0%，电力部门平均成本提高2.4%。因此，能源结构调整的后果是，一方面CO2排量会显著降低，另一方面GDP增长速度会放缓，居民福利受到一定的影响。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经济必须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因此，即使在能源供给充分的条件下，能源结构调整的速度不应也不可能太快。(2）实施清洁生产

技术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最有效的途径。根据以上预测，即使采取较积极的能源政策，包括提高可再生能源和油气等清洁能源的比例，2020年中国煤炭消费仍占约60%。而碳埋存和相关碳汇技术因成本等问题难以推广。因此，最可行也是最有效的技术减排措施就是采取清洁生产等技术来提高能效，特别是煤炭的清洁利用技术在未来15年中将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能效技术不仅减少能源利用、减少排放、提高成本效益，还能通过技术转移发挥更大潜力，因此是CDM项目最优先的选择。另外，在农业方面，提高化肥利用率。在保证作物产量的前提下，实现减少化肥消耗量，对于减少化肥生成过程中的CO2排放和保护环境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中国履行《京都议定书》(3）增加陆地生态系统碳吸收有助于减轻中国潜在的减排压力

造林、林地恢复、丰产林管理、采伐管理、森林防火和病虫害控制等可增加森林固碳量，减少碳排放。据初步估计，中国实施的林业六大重点工程的固碳潜力约200亿吨，持续时间约为100年。合理的农业管理措施(包括平衡施肥、合理种植、增加秸秆还田、少耕免耕等)和减少土壤侵蚀能大大提高农业土壤固碳量。根据目前的野外定位研究成果，在施用有机肥的情况下，除东北部分地方外，土壤有机质均会增加，平均增加幅度为8.52～59.78 g/（m2·yr）。农作物秸秆的还田，类似于施用有机肥，可以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平均增加幅度45.24 g/（m2·yr）。免耕和少耕可以分别平均增加土壤有机碳134.81和208.74 g/（m2·yr）。在中国农业生产中，积极施用有机肥及推广秸秆还田和免耕，农田生态系统土壤的固碳潜力是巨大的。初步估计，目前森林植被的现有碳贮量只有潜在贮量的44.3%，土壤的现有碳贮量只有潜在贮量的90%。增加草地固碳量的主要措施包括合理放牧、灌溉、施肥和品种改良等。另外，中国青藏高原高寒湿地、东北湿地以及分布在几大流域的湿地是个巨大的碳库，纳入陆地生态系统碳管理框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当前中国符合《京都议定书》的生态系统碳汇占工业CO2总排放量的4%～6%。到2020年，这个碳汇可提高2～4倍，占工业CO2总排放量的7%～8%。增强陆地生态系统碳吸收与碳管理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中国所面临的温室气体减排压力，为加快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争取空间和时间。 4）征收碳税对整个经济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如果采用征收碳税的市场手段实现5%或10%的减排目标，需要分别征收每吨碳90.71元和192.9元的碳税。如果将征收的碳税全部用于返还居民，其税率还会略有提高。在征收碳税情形下，各部门的生产成本将增加，电力部门增加的成本分别为5.78%和12.07%，钢铁部门增加0.91%和1.94%，邮电运输业增加0.128%和0.263%。如果把调整能源结构和征收碳税的措施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得到社会总成本略小的方案。例如：“气代煤”1%，征收碳税82.1元/吨碳，可以实现5%的总的减排目标，而居民福利下降0.78%，GDP下降1.51%。

总之，采用征收碳税和能源结构调整的政策对整个经济的负面影响比较大。 5）消费行为对节能与减排的作用突出

目前，对生产活动中的节能、提高能效方面的研究比较多，而对居民生活用能研究得比较少。事实上，1999～2002年中国每年全部能源消费量的大约26%、CO2排放的30%是由居民生活行为及满足这些行为需求的经济活动造成的。经过研究，居民的生活用能具有巨大的节约空间。在基本不降低生活水平的前提下，单是在住房、汽车、摩托车和家用电器节能这几项就可以节约能源2176.3万吨标准煤，占2002年居民生活行为用能的11.0%，相当于每年减少1628.8吨碳的CO2排放。碳排放-减排目标中国：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2]

美国：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17%。韩国：为了削减碳排放，将在未来10年执行正在考虑的三个计划中最严格的一个，使2020年的碳排放量比正常水平降低30%。[

二、卢森堡 国家优势 碳排放 碳交易 碳交易会议需注意什么

（1）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方面进行了长期和有效的准备，并有履行《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目标的可能；

（2）1998年6月，欧盟15国就欧盟在《京都议定书》承诺的到2010年将温室气体在1990的水平上减排8％的指标的分配方案达成一致意见；成员国已经达成“减排量分担”的协议，以落实各自的减排指标；

（3）欧洲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积极态度，是欧盟力图摆脱美国的单方面控制，保护和加强其有别于美国式经济和社会管理模式的一个重大努力；

（4）2001年10月，批准了《京都议定书》，建立和实施了欧盟温室气体排放贸易体系的指导草案。2002年6月起已正式在欧盟15国生效。欧盟还制定了比《京都议定书》更严格的执行时间表。

（1）欧洲对应气候变化的行动计划

1991年欧盟发布了第一个控制CO2排放和提高能源效率的战略。此后欧盟又制订了一系列的与控制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其中包括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法令草案，汽车生产商节约25％燃油的自愿承诺，以及相关能源产品征税的提议。但是，要达到《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2008至2012年期间，与1990年同比削减8％的温室气体排放指标，显然所有欧盟成员国尚需采取进一步措施和行动。欧盟环境部长会议认为减排的当务之急是欧盟应在全社区范围内采取进一步行动，明确优先措施并制订相关政策。

作为回应，欧盟于2000年6月启动了欧盟对应气候变化行动计划，其目的为明确所有必要的元素，制定相应的战略，具体落实《京都议定书》的各项减排指标。该行动计划采用“双轨制”方法，正在制订一系列级别的政策、措施，以减排温室气体，并制订2005年前在欧盟内部动作的温室气体排放贸易计划。行动计划要求，所有相关机构和组织均需协调合作，包括欧盟不同部门、成员国、产业和环境团体的代表。行动计划中确定了未来政策和措施的工作的重点是能源、交通、工业和农业部门。目前已经成立了7个工作组，涉及下述领域:能源供应、能源消费、交通、工业、科研、《京都议定书》的三机制一国际排放贸易、联合履约和清洁发展机制、农业。一旦完成了上述准备阶段的工作，欧盟委员会将制订具体的建议，提交给欧盟部长会议和欧洲议会进行讨论。

与此同时，欧盟办公室已经启动了对未来排放贸易的公众辩论。欧盟委员会关于排放贸易的《绿皮书》中提出了10个问题，供公众辩论并对此作了回应。

建立起欧盟内部温室气体的贸易气体的贸易系统有着双重效益：一方面可以控制达到京都议定书制订的目标所需的成本，另一方面可以在2008年实施全球贸易计划之前，为欧盟积累国际排放贸易的前期经验。欧盟委员会提出，欧盟减排贸易系统最初将眼于CO2排放，而且只涉及数量少但对排放有重大影响的经济部门。主要的备选领域是欧盟“集中污染预防与控制”政策所划定的大型工业锅炉和大中型工业地区。

欧盟通过现有各种不同的资金来源，已经能够在联合履约和清洁发展机制框架内提供财政支持。

（2）欧盟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政策

欧盟15个成员国已经就《京都议定书》就共同减排目标达成协议。欧盟成员国总体上将在1990年排放基础上，于2012年达到减排温室气体8％。各成员国已经达成了所谓的“减排量分担”协议，为了实现既定目标分配各自的责任。根据该协定，一些成员国将显著地减排（德国、丹麦和英国），另一些国家将稳定在1990年的排放水平（法国），其他一些国家则在1990年排放水平上有所增加（西班牙、葡萄牙、希腊）。

2001年10月，欧盟委员会采取了一揽子对应气候变化的措施，包括提议欧共体批准《京都议定书》和草拟了一个实施欧盟范围内温室气体排放贸易系统的《法令》。该《法令》的目的是建立欧盟排放贸易框架和欧盟温室气体排放的贸易市场。针对此法令的欧盟行动计划目前正在制订中，有望于2003年中将有更实质性的进展。虽然在2002年12月前欧盟各国不太可能就这一计划达成最终一致，但欧盟已经表明，该排放贸易系统将保证规模相当的公司得到同等的对待；最大限度地确保竞争的公平性，竞争被扭曲的危险；保证与现有立法相协调；保证与欧盟之外的其它国际行动计划相协调。

在该政策建议中，欧盟排放贸易系统将在2005年生效。第一阶段（2005-2007），本系统将仅适用于CO2。排放上限和贸易计划最初将包括大型工业、能源活动，这一阶段的目标是实现约占2010年欧盟CO2总排放的45％的CO2的减排量。虽然当前的排放贸易系统没有包括小的排放源，但欧盟将会制定一些相同类型的政策和措施来控制这些小的排放源，其中包括通过减排量指标方式来将这些小排放源的控制纳入贸易体系。欧盟将在2004年决定是否将《法令》扩展到其他部门和其他温室气体。

成员国负责按照法令要求对有关公司分配排放许可证。许可证数量将随着时间推延而减少。2005-2007年，成员国将根据欧盟批准的国家分配规划分配许可证。欧盟委员会将在第一个京都议定书承诺期内协调和确定分配程序。那些没能获得足够的排放许可或没有购买排放指标来弥补许可证和实际排放的差额的公司，将受到一定程度的惩罚。委员会将在下一阶段制订详细的检测、报告和核实指南。对于新公司在许可证分配方法上与同一部门中企业间的分配相似。在2013年以前，新的成员国不能纳入欧盟负担共享协定，但欧盟排放贸易总体行动计划可以承认这些国家的国家计划。同时，排放贸易计划的互认可以使得欧洲经济区国家在欧盟排放贸易计划内进行贸易。

排放贸易计划的设计将与《京都议定书》制订的“国际排放贸易”规则相一致。所建议的欧盟排放贸易计划如下：

第一阶段期间为2005-2007年，第二阶段期间为2008-2012年（即京都议定书承诺期）。该计划与欧盟的“综合污染预防与控制”（IPPC）.法案紧密相连，将适用于综合污染预防与控制法案（IPPC）的相关部门，其中可能包括发电、钢铁、炼油、水泥制造、纸浆造纸。

欧盟的该项行动计划有两个问题：第一，该计划将发电厂的排放考虑在内；第二，其他计划（如英国的方案）则将发电系统的排放放在电力用户终端。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使得将不同的计划和方案整合在一起很困难。但欧盟法律优先的规则意味着要英国要保持其计划，就必须协调这两种不同的计划的方案，以达成一致。

2002年12月9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欧盟15个成员国的环境部长们通过了一项事关CO2排放权交易的空前计划，规定各大工业企业必须进入CO2排放权交易市场进行交易。这是继欧盟十五国集体核准《京都议定书》之后迈出的又一重要步伐。该计划要求电热力、炼钢、水泥、玻璃、制砖与造纸这六大产生CO2的行业必须从2005年起买卖各自的CO2配额。

环境税是欧盟鼓励采用的一种经济刺激手段，欧盟国家普遍认为环境税比美国的排污交易制度更为可行，因此几乎所有欧盟成员国都不同程度的先行实施了环境税。瑞典、丹麦等北欧国家采取“一揽子税改计划”即对税收体系进行综合重构，税收负担转移，从所得税移到消费税（包括环境税），在税负大致不变的同时实现环境目标。欧盟及其成员国逐步增加了一些税种，来应对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环境问题。对含碳燃料征收碳税、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丹麦、芬兰、荷兰、瑞典和德国家从1990年开始征收碳税，奥地利、卢森堡、比利时也即将开征。碳税把环境成本打入产品价格，提高有害原料成本，引导生产者和消费者做出理性的有利于减缓气候变化的选择。

有关臭氧层空气污染的第92/72号指令，规定了臭氧层污染检测、交换信息和告知公众的统一程序；建立共同体CO2和其它温室气体检测机制的第93/389号决定；有关通过提高能源效率限制CO2排放的第93/76号指令；有关破坏臭氧层物质的第549/91号条例，条例取代有关特定CFCS控制的第3322/88号条例，为执行维也纳公约和蒙特里尔议定书，规定了有关的CFCS、halons和其他物质控制的分阶段时间表。有关二氧化氮空气质量标准的第85/203号指令；有关在环境中限制chlorofluorocarbons(CFCS)含量的第80/327号决定，决定规定限制CFCS产品，成员国应当至少降低30％；有关加强环境中CFCS含量预防措施的第82/795号决定。

为机动车辆和其他污染源（工厂、焚烧厂等）确立排放标准：如机动车辆油料质量标准、机动车辆发动机标准，特别是对二氧化碳、CFCS和酸性物质（硫氧化物、氯氧化物）的油料采取治理措施，如降低燃油的含硫量和含铅量、征收二氧化碳/能源税等。有关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机动车量油料消费的第80/1268号指令，确立了机动车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技术标准。并在工厂污染排放方面立法确定限值。有关柴油机动车量尾气污染致力措施立法的88/77号指令，规定了排气量1.4升以上汽车的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氮氧化物排放限值，以及1.4升以下汽车的临时排放限值。并在工厂污染排放方面立法确定限值.。

2)综合污染预防与控制法案（IPPC）

“综合污染预防与控制”是欧盟实施的一项法律制度。这一概念是于1996年在《IPPC法案》中引入，1999年11月起生效。综合污染预防与控制法案（IPPC）《法案》的主要目的是：预防或最大限度减少排放；把环境作为一个整体，以提供高水平的环境保护；最大限度减少原料和能源消耗；简化并加强的政府主管机构（立法）的角色。

综合污染预防与控制法案（IPPC）的中心思想是要求欧盟内部提供一个授予许可的综合性平台，以综合控制欧盟内部国家的废水、气、渣、噪声的产生的排放，同时规定安装设施的运行管理方式。

在英国，1999年通过的《污染预防与控制法》引入了（IPPC）《法案》要求。这一英国的新法案对多数具有重大环境影响的工业活动进行控制，并正在所有相关行业中实施。现有设施刁；一定马上纳入综合污染预防与控制法案（IPPC）要求，但法案规定一个不同部门逐渐实施的时间表。但对新建安装设施，1999年11月1日后，业主必须在运行安装设施前获得IPPC的许可。

1999年2月，欧盟成员国被要求将《建立欧盟内部电力市场规则法令》纳入本国法律。要求欧盟内部逐步开放电力市场，允许消费者从不同渠道（包括国外电力部门）买电。

几乎所有成员国都根据欧盟的政策进行了天然气市场的改革。除法国。丹麦、葡萄牙外，所有成员国在2008年前均有望实现全面市场开放。

在奥地利，政策长期鼓励该政策，工业供热部门利用热电联产给高耗能用户提供了一套成本有效的能源解决方案，社区地电联产也发展成了一套先进的技术，特别是社区供热部分的热电联产在70年代能源价格上涨的情况下，由中央政府支持建立。在丹麦，政策通过提供大量补贴和赠款鼓励热电联产的推广。

颁布欧盟可再生能源法令。2001年9月，欧盟理事会通过了关于促进可再生能源的法令。该法令形成了一个欧盟的政策框架，以促进更多的绿色电力。这一法令鼓励成员国采取必要措施，保证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国家的欧盟的目标相一致。该法令反映了欧盟对减少能源依赖性、保护未来可用能源、限制温室气体和有害大气污染物排放等方面的关注。

欧盟发布的《欧洲共同体战略白皮书》中提出了2010年将可再生能源在欧盟成员国内能源构成中的份额提高一倍（从目前的6％上升至12％），包括时间表和行动计划。白皮书所提到的行动计划包括欧盟内部的市场手段；进一步鼓励可再生能源利用的政策：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合作；鼓励各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内的投资，并加强可再生能源的信息服务，以及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并加强可再生能源的信息服务，以及可再生能源的信息传播。

启动方案：“启动方案”是《2010年可再生能源欧洲共同体战略和行动计划》的一部分内容。它设计了如何启动可再生能源战略，提出了应达到的目标。针对几个重点行业，“启动方案”提出加强投资机会、吸引私人资金的行动框架。同时鼓励政府将公共开支集中于关键的可再生能源部门，包括太阳能、网通和生物质能，方案的实施可以大地驱动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和推广。

可再生能源（ALTENER）计划：可再生能源计划的总体目的是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和市场份额。可再生能源不但能实现环境的可持续性，也是欧洲共同体战略中温室气体减排的重要部分。可再生能源市场上的产品和设备的配套；支持基础设施层面的试点行动，以增加投资者信心，激励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开展，并提高其市场竞争力。促进国际上、欧盟内部、国家内部、区域内和地方等层次的信息传播和协调，从而增加投资者对可再生能源的信心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市场渗透力。支持加快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投资，加强可再生能源服务和产品提供商的运营能力。推动欧盟可再生能源战略的实施。

随着对大气质量和全球变暖关注的增加，减少燃料消耗和相关温室气体等的排放已成为政府、公众、车辆制造商优先考虑的问题。目前，交通是CO2和其他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同时交通需求也在不断增长。至今为止，最大的交通排放源于小汽车，占欧盟交通总CO2排放的近一半。1996年欧共体理事会通过了降低客车的CO2排放平均值控制在每千米120克CO2.

欧盟汽车CO2减排战略的要点有三：欧洲、日本和韩国汽车工业就提高燃料效率达成协议；允许消费者选择汽车燃料效率标志；通过财政措施提高燃料效率。

欧盟环保部长1998年10月在卢森堡与欧洲工业界达成如下重要协议：到2008年生产的百千米耗油量降低25％，CO2排放量降低到每千米140克，温室气体的排放15％（欧盟在气候公约中所承担的义务）

许多成员国在实施欧盟战略的同时，也制订了本国交通部门CO2减排的政策和措施，例如推广公共交通计划。

欧盟成员国温室气体减排政策效果

欧盟通过实施系统的环境政策与管理措施，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大气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在八九十年代经济增长的同时，欧盟控制了CO2、NOX的排放没有增加，SO2、VOC的排放也明显下降，在CFC生产的减少方面则效果最好。

大多数欧盟成员国的减排工作做得不够。西班牙、葡萄牙和爱尔兰在这方面的工作尤其需要改进。半数以上的成员国没有按照所分摊的指标减排。如果继续按照目前的方针、政策减排，欧盟在2010年以前就只能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4.7％，这与《京都议定书》要求的8％的减排指标相差甚远。

英国和德国在应对全球变暖方面的业绩最为突出，欧盟1990-200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3.5％，其主要原因是英国和德国成功地减排。卢森堡、芬兰、瑞典和法国在2000年以前超额完成了各自的指标。然而，其他一些国家则远远没有完成各自的指标，其中减排工作做得最差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在20世纪90年代，这两个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了约1/3.

目前主要问题是汽车和卡车排放CO2。20世纪90年代，车辆排放的温室气体猛增18％。

三、碳金融的国内情况

我国是最大的CDM项目供给国。按照《京都议定书》，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在2012年前无须承担减排义务，在我国境内所有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都可以按照CDM机制转变成核证减排单位，向发达国家出售。我国目前是CDM机制中二氧化碳核证减排量最大供给国，占到市场总供给的70%左右。而在原始CDM和JI项目需求结构中，由于《京都议定书》规定欧盟在2012年底前温室气体减排量要比1990年水平降低8%，而且欧盟对碳排放实施严格配额管制，因此欧洲国家需求量占据总需求的75%以上。日本也有约五分之一的需求份额。据世界银行预测，发达国家2012年完成50亿吨碳减排目标，其中至少有30亿吨来自我国市场供给。

碳金融市场处于发端阶段。我国目前有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和深圳环境交易所，主要从事基于CDM项目的碳排放权交易，碳交易额年均达22．5亿美元，而国际市场碳金融规模已达1419亿美元。总的来说，我国碳治理、碳交易、碳金融、碳服务、以及碳货币绑定发展路径尚处发端阶段，我国金融机构也没有充分参与到解决环境问题的发展思路上来，碳交易和碳金融产品开发也存在法律体系欠缺、监管和核查制度不完备等一系列问题，国内碳交易和碳金融市场尚未充分开展，也未开发出标准化交易合约，与当前欧美碳交易所开展业务的种类与规模都有相当差距。

碳金融市场发展前景广阔。我国正在实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两型社会”的发展战略，过去“三高”（高投入、高能耗、高增长）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必须转化为“两低一高”（低投入、低能耗、高增长）的集约型发展模式。同时，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碳减排责任和义务，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我国政府郑重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这种承诺体现了我国加强碳治理的责任感和大国风范，也充分表明我国大幅减排温室气体的决心。按照这一目标，未来几年内我国碳交易和碳金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我国区域、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这也为我国在积极参与国际碳金融市场的同时，创设国内碳交易和碳金融市场创造了条件。我国碳金融市场缺位使得碳资产定价权缺失。我国关于碳资产定价权的缺失严重影响我国企业的经济利益。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能源结构的调整、高耗能产业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都需要较高成本，温室气体减排成本在每吨碳100美元以上，而在我国进行CDM项目投资，减排成本可降至20美元。尤其是，碳金融中介市场处于起步阶段，这就没有发挥金融在风险评估和管理以及价格发现的功能，也使得我国只能被动接受欧美碳资产的单向报价，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工业化国家2007年温室气体排放额度外购需求量为3亿吨左右，均价在15－20欧元区间。我国作为最大碳排放权供给国，出售价格远低于这个价格区间，我国目前碳交易价格维持在10欧元左右。有的项目甚至更低，如2006年7月，意大利碳基金通过世界银行以每吨不低于6．25美元的价格分10年时间从南钢股份购买了约65万吨二氧化碳减排量；为防止我国碳资产被“贱卖”，发改委出台了每吨CDM项目二氧化碳8欧元的最低限价；宝钢股份2007年1月出售给瑞士信贷国际集团和英国瑞碳有限公司的二氧化碳减排量也只略超10欧元；2009年6月我国出售给欧盟买家的CERs现货价格为11欧元；尽管国际市场上碳排放价格在2009出现了下降，但在欧盟内部配额市场，一吨2014年12月到期的二氧化碳期货价格仍达19欧元。

事实上，由于我国没有形成自己的碳金融市场，我国碳资产的定价权掌握在欧美需求方，我国供给的CERs被发达国家投资机构购进后，经过包装，开发成为价格更高的金融产品、衍生产品及担保品，赚取丰厚的利润。

单一的CDM供给与低成本减排领域使我国处于低端市场。 2012年前，我国在碳交易市场主要是CDM项目CERs的供给，2012年后，我国碳排放就须承担一定责任。据世界银行报告，我国已是第一大碳排放国，随着我国碳减排承诺的逐步兑现，我国在未来极有可能成为碳排放权进口国，而那时碳排放权的购买价格极有可能比现在出口价格高许多。而且，我国处于碳交易的低端市场还表现在减排产品多集中于低层次的减排领域，使得我国碳排放产品成为受制于国外企业需求的买方市场。我国现有的CDM项目主要集中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节能和提高能效类型项目，此类项目减排成本低，投资力度小，技术稳定，收益预期高，多为国外投资者热衷投资项目，而对于减排成本高、技术复杂、投资多、受益期长的项目，如垃圾焚烧发电、造林和再造林、HFC－23分解消除项目却极少投资，根据中国清洁发展机制网相关数据，这些项目占总项目比例低于1%，而能源类和提高能效类项目却占95%以上。特别是，2012年后京都议定书框架的不确定性、欧盟碳交易体系第三阶段对CDM项目合格性的限制、漫长的等待期与高额的交易成本都使CDM交易规模呈现下降特征，因此我国开展国内碳交易和碳金融市场更具有前瞻性和紧迫性。

开发碳金融市场对我国金融机构和金融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碳金融的标的物是一种虚拟产品，交易规则严格，开发程序复杂，销售合同多涉及境外客户，合同期限长，风险评级技术要求高，非专业机构难以胜任碳金融项目的开发和执行能力。如清洁发展机制或联合履行机制都涉及减排单位的认证，若减排项目无法获得认证则导致交付风险，会降低投资预期收益。为保证项目对投资人的吸引力，既需要熟悉减排单位需求国和具体项目所在国的认证标准和程序，了解有关国家的政策和法律；同时，还需要对交付风险和政策风险进行评级并提供担保，这样的综合性金融机构和复合型人才在目前我国是十分稀缺的。

而且，我国金融市场发育不充分既限制了碳金融的有效衔接和发展，同时也欠缺对风险要求更高、专业服务能力更强、涉外服务水平更专业的金融服务人才。总的来说，我国还没有建立有效的碳金融交易制度，更没有建立国内碳交易市场，也没有创建碳交易平台，碳基金、碳期货、碳证券等各种碳金融创新产品更是没有开发，这就使得碳交易市场缺乏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也没有充分发挥碳金融对于碳资产的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功能。而在低碳节能环保领域，我国与发达国家差距甚微，基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

欠缺参与激烈竞争的思想准备和国家战略。碳金融具有宽阔的潜在增值空间，国际金融机构对该领域的创新和竞争也会越来越激烈。从目前市场开发程度来看，欧盟国家先行先试，暂居市场领先，如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占全球碳交易额的四分之三以上；EU ETS掌控着EUA期货、期权的定价权；而且伦敦作为全球碳金融中心之一地位已经确立。美国国内虽没有形成政府规制严格的碳配额交易市场，但2008年美国东北部及中大西洋各州组成区域温室气体减排行动（RegionalGreenhouse GasInitiative， RGGI）形成自愿减排单位（VER），目前RGGI已是全球第二大配额交易市场。

特别是美元作为最主要计价货币和储备货币，美国开发和参与国际碳金融市场作用和地位日益凸显，美国金融机构基于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和区域温室气体减排行动RGGI可以较为便利开发出碳金融产品，做大碳金融市场。国际碳金融市场交易主体基本为欧美金融机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近些年也推出一些碳金融服务和产品，以加入国际碳金融市场的竞争。如日本利用其先进的碳减排技术，并在日本碳交易所采用日元计价。澳大利亚可基于NSW交易平台来开发碳金融市场。各国都在积极构建自己的碳金融市场；各国似乎都在关注碳货币发展战略，即积极通过将主权货币与碳交易、碳资产、碳金融绑定来提升货币的国际地位。

3.1中国“碳金融”市场蕴藏巨大商机

据有关专家测算，2012年以前我国通过CDM项目减排额的转让收益可达数十亿美元。为此，中国已经被许多国家看做是最具潜力的减排市场。那么，依托CDM的“碳金融”在我国应该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并蕴藏着巨大商机。

由于目前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主要类型是基于项目的交易，因此，在我国，“碳金融”更多的是指依托CDM的金融活动。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积极参与碳交易活动，中国的“碳金融”市场潜力更加巨大。

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能源结构的调整，高耗能产业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都需要高昂的成本，温室气体的减排成本在100美元/吨碳以上。而如果在中国进行CDM活动，减排成本可降至20美元/吨碳。这种巨大的减排成本差异，促使发达国家的企业积极进入我国寻找合作项目。

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2012年以前不需要承担减排义务，在我国境内所有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都可以按照《京都议定书》中的CDM机制转变成有价商品，向发达国家出售。我国“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10年单位GDP能源消耗比2005年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要减少10%。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通过大力推广节能减排技术，努力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必将有大批项目可被开发为CDM项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显示，目前中国提供的CO2减排量已占到全球市场的1/3左右，预计到2012年，中国将占联合国发放全部排放指标的41%。

首先，对CDM和“碳金融”的认识尚不到位。CDM和“碳金融”是随着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兴起而走入我国的，在我国传播的时间有限，国内许多企业还没有认识到其中蕴藏着巨大商机；同时，国内金融机构对“碳金融”的价值、操作模式、项目开发、交易规则等尚不熟悉，目前关注“碳金融”的除少数商业银行外，其他金融机构鲜有涉及。

其次，中介市场发育不完全。CDM机制项下的碳减排额是一种虚拟商品，其交易规则十分严格，开发程序也比较复杂，销售合同涉及境外客户，合同期限很长，非专业机构难以具备此类项目的开发和执行能力。在国外，CDM项目的评估及排放权的购买大多数是由中介机构完成，而我国本土的中介机构尚处于起步阶段，难以开发或者消化大量的项目。另外，也缺乏专业的技术咨询体系来帮助金融机构分析、评估、规避项目风险和交易风险。

再次，CDM项目开发时间长、风险因素多。与一般的投资项目相比，CDM项目需要经历较为复杂的审批程序，这导致CDM项目开发周期比较长，并带来额外的交易成本。此外，开发CDM项目涉及风险因素较多，主要有政策风险、项目风险和CDM特有风险等，政策风险来自于国际减排政策的变化，如2012年后中国是否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决定了2012年后合同的有效性；项目风险主要是工程建设风险,如项目是否按期建成投产,资源能否按预期产生等。在项目运行阶段,还存在监测或核实风险，项目收入因此存在不确定性，也会影响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支持。

2006年5月，兴业银行与国际金融公司合作，针对中国在节能技术运用和循环经济发展方面的融资需求特点，在境内首创推出节能减排项目贷款这一“绿色信贷”品种。截至2008年3月底，兴业银行已经在北京、天津、山东、山西、重庆、浙江、福建等十一个省市开办节能减排贷款业务，共发放贷款51笔，累计投放12多亿元；可实现每年节约标准煤147.48万吨，年减排二氧化碳约412.85万吨。

随着节能减排贷款的快速推广，部分节能减排项目已经进入碳减排交易市场。兴业银行运用在融资模式、客户营销和风险管理方面积累的初步经验，将节能减排贷款与“碳金融”相结合，创新推出以CDM机制项下的碳核定减排收入（CERS）作为贷款还款来源之一的节能减排融资模式——“碳金融”模式，为寻求融资支持的节能减排企业提供了新的选择。

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深圳某公司垃圾填埋场沼气回收利用处理项目。该公司成功引进加拿大技术，并升级开发出适用于城市垃圾填埋场综合治理的3R循环利用技术，将原先直接排放大气的温室气体沼气作为能源回收利用，于2005年在梅州垃圾填埋场（一期）成功实施，当年在联合国注册成为CDM项目。由于该公司属于“轻资产”型的科技服务公司，资产规模小、经营收入少、资产负债率高、缺乏传统意义上的抵押担保条件，因此，二期项目拓展的中长期资金需求难以通过传统的贷款运作加以满足。为解决传统贷款模式遭遇的融资难题，兴业银行运用创新的思路和项目融资模式，侧重考察第一还款来源的有效性，以企业的经营状况和现金流作为贷款审批的主要考虑因素，并且根据项目实施的现金流和企业自身的经营情况来选择还款期限，使还款时间与现金流收入规模、时间匹配，较好地解决企业还款压力问题。最终为该公司提供了三年期750万元节能减排项目贷款，该项目的实施可实现年减排二氧化碳16万吨，实现企业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该笔项目融资的成功运作，体现了兴业银行在环境金融创新中，节能减排贷款模式的新突破，标志着兴业银行节能减排项目贷款扩展到“碳金融”领域，也为今后探索碳保理等新兴业务奠定了基础。

（一）搭建交易平台。温室气体排放量是有限的环境资源，也是国家和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源。应借鉴国际上碳交易机制，进一步研究探索排放配额制度和发展排放配额交易市场，通过金融市场发现价格的功能，调整不同经济主体利益，鼓励和引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效分配和使用国家环境资源，落实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

（二）加强宣传推广。要让企业充分意识到CDM机制和节能减排所蕴涵的巨大价值，推动项目业主和开发商根据行业、自身发展计划，扩大国际合作，积极开发CDM项目，力争国家环境资源利益和企业利益最大化。

（三）推动政策研究。CDM机制不仅涉及环境领域还包括经济学、法律、管理等复杂的知识，同时还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操作性。中国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对于自身参与CDM项目的潜力及规模尤其需要认真研究。

（四）培养中介市场。中介市场是开展CDM机制的关键，应鼓励民间机构和金融机构进入，重视金融机构作为资金中介和交易中介的作用，允许金融中介购买或者与项目业主联合开发CDM项目。

（五）构建激励机制。“碳金融”具有政策性强、参与度高和涉及面广等特点，发展“碳金融”是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和监管部门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制定一系列标准、规则，提供相应的投资、税收、信贷规模导向等政策配套，鼓励金融机构参与节能减排领域的投融资活动，支持低碳经济。

2013年，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正式启动碳排放权交易以来，钢铁、化工、电力热力、石化等5个行业的114家企业成为天津碳交易市场主体。据了解，在国家确定的7个试点省市中，天津市是唯一同时参与了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及区域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直辖市。

专家表示，天津产业格局特色鲜明，重化工业特点显著，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大户数量和体量突出。与其他试点地区及一线城市已完成或正在大幅削减工业企业生产能耗和碳排放的形势不同，天津正处于经济快速增长阶段，是我国经济发展和节能减排工作面临形势和发展阶段情景的典型代表。因此，在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碳排放总量尚未达到峰值的城市进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更具有典型性和样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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